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他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谋个职位。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介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介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介石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介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介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做得很少，因为蒋介石怕郑介民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介民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介石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投诚，使蒋介石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介石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介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介民趁机把蒋介石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介石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让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又派郑介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介石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介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介民所兼五十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介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介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介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当时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介石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介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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