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邓文仪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以黄埔学生同学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个拔提书店（拔提为英文y的谐音），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东西，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宣扬法西斯主义。如邓文仪自己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载：“……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希氏统治下的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如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拟者。”这段话，深得蒋介石的欣慰。同时拔提书店还大量发行了诸如《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此谋利敛财。这笔收入相当可观，其中有一半入了邓文仪的私囊。后来拔提书店移入了复兴社组织，但实际负责人仍是邓文仪。
邓文仪在办拔提书店的同时，还收罗留苏学生中一些反共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以研究苏联的“契卡”、“格柏乌”为借口，着手研究和准备建立反共间谍组织。1932年初，他提出了成立这类组织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随即在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二科”名称出现的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均以南昌行营的谍报科为总机关，邓文仪为科长。这是军事方面的第一个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也是军统的最早家底之一。随后，邓文仪又在各“剿匪”部队以及“剿匪”省份的保安处设立了谍报股，负责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地搜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并替蒋介石监视“剿匪”部队各级长官以及地方长官。后来复兴社的特务处成立，邓文仪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律拨归戴笠掌管。
1932年3月，蒋介石为防止大权旁落，应付内外，以其倡导的“力行哲学”为基础，效仿法西斯组织，成立了“力行社”，并亲任社长。邓文仪积极参加并为该组织核心人物。接着，蒋介石又以力行社为基础，成立了复兴社。邓文仪是最初酝酿和筹备这个组织，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核心人物之一。收于复兴社的社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学生，而邓文仪在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间，凭借其近侍的地位对黄埔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复兴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达之责，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他不仅被称为“十三太保”之一，而且是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之一。
在复兴社中，邓文仪以宣传见长，与贺衷寒、刘健群并称为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编印发行了不少小册子。大肆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但是，在理论和宣传方面，邓文仪比起贺衷寒和刘健群又差了一大截。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狂喊乱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内容冗长而空泛，毫无理论特色。邓文仪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将一本清党反共的书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斥之为“狗屁不通”，把书摔在地上，不准发行。后来在任南京中央训练团正工训练班主任时，班里学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啰啰嗦嗦几点钟，讲得大家头发蒙。”甚至在前后称之为“蒸人讲话”（因为天气太热受不了），骂其为“瘟神讲话”。有人将这些话告诉了邓文仪，并劝他讲话要精练一点。可邓文仪却说：“讲了比不讲好，多讲比少讲好。讲的多了，终究要听一两句进耳，这样就收到效果了。”所以，笑骂由人去笑骂，毫不灰心。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积极宣传“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创设中国新文化，”其中心内容是“树立人民对于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同时，它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推动运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是复兴社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复兴社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这也引起了cc系的嫉恨。陈氏兄弟认为复兴社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学会在知识界的活动，是挖了他们的墙脚，于是处处与复兴社为难，邓文仪则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
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3月，红军将领陈赓因负伤到上海医治，不幸落入国民党手中。当时，邓文仪正随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闻讯后喜出望外，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请求前去劝降陈赓。他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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