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写，到写完这本书，已经过去一年了。
这期间发生太多事情，让我的内心久久不得安宁，我摘录几件如下。
人体器官买卖
原本被媒体描绘成在二线城市找个地方低价“养供体”，然后去城市里高价“卖器官”收取暴利的器官买卖者刘宇被刑事起诉。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刘宇却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声音：“有个患者出了15万元。但这15万元并不是都直接给了我，患者先交给医院6万元，剩下的9万元他要等供体那边安置差不多了才给我，因为他也怕供体找麻烦。这15万元其实包含了所有费用，供体的手术、医疗、食宿、手续、报酬等，最后我拿到手的只有1万元左右。”
刘宇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器官的出卖者，卖肝之前在广州打工，其父也在外面做环卫工人。因体力劳动过多，刘父28年患肠黏膜破裂，急需手术。而手术所需的几万元，难倒了这个农村家庭。其时，刘宇的姐姐已经出嫁，弟弟正在读大学，刘宇觉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承担起责任来。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卖了自己的大半个肝脏。
“可是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刘宇把自己卖肝的钱分几次寄回了家，父亲做了手术。他告诉父母钱是借来的，他会慢慢还上。
还有另一个让他不后悔的理由：医生说肝癌病人到了晚期，能救活他命的只有移植肝脏。“当时接受我肝脏移植的那个病人才30多岁，我救了他一命。我觉得，能救一条那么年轻的命，哪怕自己少活十来年，也没什么遗憾的。”
所以当接受肝脏移植的病友与他联系，问他能否再介绍一些人的时候，刘宇开始了中介服务。“当时我不觉得在害人，而是在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真相远远比“黑心贩子”让我震惊。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谁是真正的受益者，我们所有人都是输家。我们用无价的器官换取了有价的金钱，但是用有价的金钱，我们又能换回别人无价的健康。面对这样的置换，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为什么社会把这些人逼到了这样的绝境？如果我是他，我还能够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解决？
富士康九连跳
一直到今天早上，富士康已经有9个我们的同龄人，鲜活的生命（我在校稿的时候，人数已经高达12个）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类似集中营的宿舍一跃而下，只有在自杀的瞬间，他们才觉得自己还活着。也只有在这一瞬间，我们才清醒，原来除了“打工仔”这几个可以笼统概括上亿人的标签，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需要梦想、幸福的，而不仅仅是时薪。
把眼光再拉远一点，我们能看到这个工厂所在地东莞，也恰好是全国sè_qíng场所最大的集中地。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关联？如果一个女子非要在以生命为代价的工厂和以尊严为代价的sè_qíng场所之间选择，她是宁愿跳下，还是宁愿躺下？
德文版《老子》的译者，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写的名著《在轮下》里说：“面对呼啸而至的时代车轮，我们必须加速奔跑，有时会力不从心，有时会浮躁焦虑，但必须适应，它可以轻易地将每一个落伍的个体远远抛下，甚至碾作尘土，且不偿命。”
在轮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努力把控自己的文笔，不让自己对世界有太多的抱怨，不让我成为一个挑剔的公平论者或者愤青，不把我们今天生活得不幸福快乐的原因，归咎于历史、社会不够美好，而更多把重点放在我们的内心模式。
但是成为一个自我掌控、幸福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要两眼一抹黑。调整心情，天天傻乐，那是一种罪恶。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今天身处的这个社会，真的可以通过你我的努力，再好一些。
面对时代的车轮，你做过些什么？抱怨、哀叹，还是自怜？这个车轮是聋子，他听不到你的抱怨，那就先让自己跑起来！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写到很多活出自己骄傲的人：比如“禅师”、“lily”、“快乐的出租车司机”、“kan”、“文案天后李欣频”。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车轮下跑得再快一点，请一定回去，拉拉那些快要失足在车轮下面的人。我用更加尊敬的笔墨描写这些人，比如：“口罩男”、“洗脚工刘丽”、“美版俞敏洪”、“晓”……并不需要伟人，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一样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慢慢地，慢慢地改变这个车轮的方向，请你一定记得。
佛教的一个核心观念是“慈悲”，只有先“慈爱”，才能去“悲”，而所有的爱，从爱你自己开始，然后爱才会从内心满溢出来，流向那些没有爱的地方，变成对世界痛入骨髓的“悲”。很多宗教的教义都讲同一个道理，比如基督教的“福杯满溢”——所有这些智慧，都告诉你：先好好地爱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然后慢慢地爱更多的人。
哲学家罗素(ruly overned r love, te, and unbearable of mankind薄保ㄈ种激情，简单但非常强烈，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无可承受的悲悯。）
正是先让自己感到爱与智慧，你才会深深感到那种痛入骨髓的悲悯，你才能在这种悲悯之后，在你愤怒过、讥讽生命以后，很希望能做点什么。
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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