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知道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只要打败了李将军的军队，战争很快就可以结束了。因此，林肯满怀希望地命令米德不要召开军事会议，立即出击。林肯不但以电报下令，还派出一名特使去见米德，要他立即采取行动。
米德将军接到命令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并没有立刻执行命令，而是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会议。他迟疑不决，一再拖延。他举出各种借口，拒绝攻击李将军。最后，河水退去，李将军带着他的士兵从波多梅克逃脱了。
林肯对他的儿子劳勃特吼叫起来：“老天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我们的掌握中，我们只要伸出手来，他们就是我们的了，但我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使我们的军队移动一步。在那种情况下，几乎任何一位将领都可以击败李将军。如果我在那儿的话，我自己就可以把他歼灭。”
在痛苦、失望之余，林肯坐下来，给米德写了一封信。当然，这时的林肯在言论措词上都非常“不客气”，表达了林肯内心的极端不满。
我亲爱的将军：
我不相信你能体会李逃脱所引起的严重不幸。他本来在我们的轻易掌握之中，当时如果一拥而上的话，加上我们最近的一些其他胜利，就可以结束战事了。结果现在呢，战事可能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如果你上星期一不能安全地攻打李的话，又怎么能在渡河之后，以你剩的少部分兵士——不到你当时手边的三分之二兵力——去攻击他呢？我无法期望你能改变形势，若要期望你能的话，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期望。你的良机已经失去了，因此我感到无限的悲痛。
你一定想知道，米德将军看过这封信后的反应如何?
米德一直没有看到这封信，因为林肯根本就没有把它发出去。这封信是林肯死后，在他的文件中找到的。
我猜想——这只是一个猜想——写完这封信之后，林肯看着窗外，对他自己说：“等一下，也许我不应该如此匆忙。我坐在这安静的白宫里，命令米德出击是举手之劳的事，但假如我当时在葛底斯堡，假如我在上星期，也跟米德一样，见到遍地血腥；假如我听到伤兵的悲号哀吟，也许我也不会如此急着去进攻了；假如我也像米德一样畏缩，我的做法可能就会跟他的相同了。不管怎样，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即使我发出这封信也丝毫不会改变局势，只能引发更坏的影响——米德会为自己辩护，会反过来责备我，或产生厌恶心理，破坏他身为指挥官的效力，而且也许会迫使他辞职不干了。”
因此，就像我上面所说的，林肯把这封信放在一旁，因为他从痛苦的经验中学到，尖刻的批评和斥责几乎总是无济于事的。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他当总统时，若碰到棘手的问题，他常往后一靠，抬头望望挂在他白宫办公室墙上那张林肯的巨幅画像，问他自己：“如果林肯处在我这种情况，他将怎么做？他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不例外，日常每当我们想训斥和责怪他人的时候，都要先想一想：如果林肯碰到这个问题，他会如何解决?
我年轻时，总希望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时，理查德·哈丁·戴维斯刚出现在美国文坛上，颇引人注意。我那时正好帮一家杂志撰文介绍作家，便写信给戴维斯，请他谈谈他的工作方式。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封很可笑的信。
此前，我收到一封来信，信后附注：“此信乃口授，并未过目。”这话留给我极深的印象，显示此人忙碌但很慎重。于是，我在给戴维斯的回信后面也加了这么一个附注，希望能给戴维斯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戴维斯根本没有提笔给我写回信，只把我寄给他的信退回来，在信后潦草地写了一行字：“你的礼貌真是没有礼貌。”
的确，我是弄巧成拙了，受到这样的指责并没有错。但是，我仍觉得很恼火，甚至10年后我获悉戴维斯过世的消息时，第一个念头仍然是——我实在羞于承认——我受到的伤害。
以后，如果你想留下一段令人永远难忘的积怨，只要发表一点刻薄的批评即可。
马克·吐温常常会大发脾气，写信的火气之大足可以把信纸烧焦。例如，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给激怒了他的那个人：“给你的东西应该是死亡埋葬许可书。你只要开口，我一定会协助你弄到这份许可书。”
又有一次，他写信给一位编辑，谈到一名校对企图“改进我的拼字和标点”。他以命令的口气写道：“此后这方面的情形必须遵照我的底稿去做，并且要教那个校对把他的建议留在他那已经腐朽了的脑子里面。”
写过这些言词可以刺伤人心的信后，马克·吐温感到很痛快，怒气也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些信也没有引起任何不好的反应，因为他的太太已经悄悄地把这些信保留了下来，没有付邮，这些信根本就没有寄出去。
你是否也想劝某人改掉一些坏习惯呢?棒极了，我非常赞成。但为何不从你自己开始呢?从一个纯粹自私的观点来说，这比有意改进别人获得益处更多——是的，而且所冒的风险也少得多了。
布朗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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