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森家是一栋两层高的殖民地风格楼房，漆成了黄色，配着黑色百叶窗，一条长石板甬道通往前门。它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离镇中心有几个街区。室内布局是一个圈，右侧那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通向深处的厨房，厨房则通到餐室，餐室再连回门厅。
我在楼上有间属于自己的大屋，漆成了粉色，还有一扇可以俯瞰街巷的窗户。我甚至有一间专用浴室，里面有个大大的陶瓷盥洗盆，粉色瓷砖，以及明丽宜人、粉色镶边的白窗帘。
我做梦也不敢奢望的一切，在尼尔森先生和尼尔森太太眼里却理所当然：所有房间都配备着带有黑漆云纹的钢制通气孔。即使没有人在家，热水器也会开着；这样一来，到尼尔森夫妇收工回家的时候，就不必等着烧热水了。一个名叫贝丝的女子会每星期来打扫房子一次，做清洁。冰箱里摆满牛奶、鸡蛋、奶酪和果汁，尼尔森太太还会留心我喜欢什么口味，然后多买一些备着——比如燕麦早餐啦、水果啦，即使是橘子和香蕉这种异国水果。我在药柜里找到了阿司匹林和店里买来的牙膏，在走廊壁橱里找到了干净的毛巾。尼尔森先生告诉我，他每隔一年就会换一辆新款车。
星期天早晨，我们会去教堂。路德会恩典堂跟我见过的所有宗教场所都不一样：那是一栋简单的尖顶白楼，配着哥特式拱窗、橡木长凳和一个备用圣坛。我感觉恩典堂里的仪式抚慰人心——赞美诗颇有效用，布道的牧师温文尔雅、姿态放松，着重宣扬礼仪和礼貌。尼尔森先生和其他教友对风琴手抱怨颇多，那家伙要么弹得飞快，害得我们咬不清词，要么弹得很慢，让曲子变得悲悲戚戚。他的脚似乎没办法从踏板上抬起来。但并没有人站出来抗议，教友们只是一边听曲一边互相挑挑眉毛，耸耸肩膀。
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我们个个只需善待对方，而我喜欢这种想法。我喜欢喝着咖啡，吃着杏仁饼的时光。我也喜欢被人当作尼尔森家的人，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尼尔森夫妇正直又和气。生平第一次，认同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甚至将我团团包围。
在尼尔森家度过的日子平静而有序。每星期六天，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尼尔森太太都会为丈夫做早餐（通常是煎鸡蛋和吐司）。尼尔森先生在早上六点离开家，为农夫们开店门。我收拾收拾去上学，七点四十五分走出家门，花十分钟步行到校舍——那是一栋砖楼，共有六十个孩子，分成不同年级。
到新学校的第一天，五年级老师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让全班（我们班上总共十二个学生）做自我介绍，再说出一两个爱好。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爱好”这个词。但排在我前面的男孩提到了棍球，排在他前面的女孩提到了集邮，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说的是缝纫。
“真不错，多萝西！”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说，“你喜欢缝纫些什么？”
“基本上是衣服。”我对全班说。
布什科沃斯基小姐露出鼓励的微笑：“给你的娃娃吗？”
“不，是做女装。”
“嗯，棒极了！”她的口吻太欢快了，我不禁从中悟出：也许，大多数十岁小孩是不做女装的。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同学们知道我来自异乡，但随着时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经没有半点口音了。我留心着同龄女孩的穿着、发型和话题，也努力抹去身上的异国味，广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点钟放学后，我会径直去店里。尼尔森商店宽敞空旷，分成条条过道，商店后方有一家药店，前方有块糖果区，还有服装、书籍、杂志、洗发水、牛奶和农产品。我负责摆货架，帮忙盘点库存。如果店里忙不过来，我还会帮着收银。
站在柜台里，我看见了不少满怀渴望的孩子面孔：这些孩子悄悄溜进店里，在糖果区徘徊，仔细端详着条纹棒棒糖——对他们脸上那种挠心挠肺的馋劲，我太记忆犹新了。我问尼尔森先生，我可以时不时用自己的收入买块一分钱的棒棒糖给小朋友吗？他哈哈大笑：“听你的，多萝西。我不会从你工资里扣的。”
到了五点钟，尼尔森太太会离开商店回家准备晚餐，有时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时则留在店里，帮尼尔森先生关门。他总在六点钟从店里离开。晚餐时分，我们聊聊天气、商店和我的家庭作业。尼尔森先生加入了商会，所以经常谈起如何在这种“不守规矩”的经济中（按他的说法）想办法把生意做好。夜晚时分，尼尔森先生坐在客厅的翻盖书桌旁，审查店里的账目；尼尔森太太准备次日的午餐，收拾厨房，处理家务；我则帮着洗碗、扫地。等到做完家务，我们会玩跳棋和红心牌戏，听收音机。尼尔森太太教我刺绣，她给沙发绣繁复精巧的抱枕，我就给凳子绣花卉图案的罩子。
我在店里接手的第一批差事还包括帮忙装饰店铺，以备圣诞节。尼尔森太太和我把装满玻璃球、亮珠子、缎带和陶瓷饰品的箱子从地下室储藏间搬上来。尼尔森先生派手下的两个送货员——亚当和托马斯开车到城郊砍了一棵树装饰橱窗，我们还花了一下午把点缀着红丝绒蝴蝶结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门上，然后装点圣诞树，用箔纸包起空盒子，再系上丝线和植绒丝带。
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尼尔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将她的经历告诉了我。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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