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午夜时分,酒店外的大街灯火通明,却空无一人,仿佛布置妥当、正在等待演员的舞台。昔日的“德国仔”眼下成了什么人,我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家庭和少年时代我也一无所知。但这并不重要。我不在乎带他回房间看上去多么不妥,我只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你确定吗?”他问道。
“非常确定。”
他往我手里塞了些钞票:“拿去吧,给接待员,是我收到的小费。”
四周寒气袭人,“德国仔”把他的外套披到了我肩上。我们牵手而行,感觉再自然不过。越过低矮的楼房望去,点点繁星在丝绒般的天空中闪耀。
到了前台,接待员说(现在接待员换成了一个年纪大的男人,粗呢帽遮住了他的面孔):“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紧张:“我的表哥就住在城里,可以带他上去坐一坐吗?”
接待员透过玻璃门打量着站在人行道上的“德国仔”:“表哥,是吧?”
我从办公桌上递过去两美金钞票:“多谢你了。”
接待员用指尖把钞票拨过去。
我向“德国仔”挥挥手。他打开门,向接待员行个礼,跟着我进了电梯。
在我那间小屋诡异朦胧的灯光下,“德国仔”解下皮带,脱下衬衣,挂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他穿着背心和长裤在床上舒展四肢,背对着墙。我倚着他,感觉着他那紧贴着我的身躯。他温暖的气息拂上我的脖子,他的手臂搂着我的腰。我琢磨了片刻:他会不会吻我呢。我希望他吻我。
“这是真的吗?”他低声说,“这不可能,不过我一直梦想着这一天。你呢?”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从来不敢想会有与他重逢的一天。在我的经历之中,当你失去某个在乎的人,他们便会杳然无踪。
“过去十年里,你遇到过的最妙的一件事是什么?”我问。
“再次见到你。”
我微微一笑,紧贴着他的胸口:“这件不算。”
“第一次遇见你。”
我们都笑了:“这件不算。”
“嗯,除此之外,”他若有所思地说,嘴唇贴着我的肩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吗?”他将我拉近了些,一只手搁在我的腰上。尽管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连单独跟男人待在一起也没有几次,更别说跟一个只穿背心的男人在一起了),我却并不紧张。他吻我时,我整个人都在震颤。
过了片刻,他说:“我想,最妙的是发现我自己还有些专长,在弹钢琴方面。我一度是个空心人,没有自信,弹钢琴让我在世上有了立足之地。嗯……我生气、难过,甚至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弹钢琴。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时,琴声却可以替我传情达意。”他轻笑一声,“听起来很荒唐,对吧?”
“不荒唐。”
“你呢?你最妙的经历是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答不上来。我支起身,盘腿坐到小床的床头。“德国仔”也挪了挪,在床头另一边靠着墙。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告诉他,自己在伯恩家是多么孤独、多么饿,在格罗特家是多么悲苦。我告诉他,我多么感激尼尔森夫妇,但与此同时,有时候在他们身旁,我又感觉多么按部就班。
“德国仔”则把他离开格兰其大厅后的遭遇告诉了我。与农夫和他妻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果然跟他担心的一样糟。他们让他睡在牲口棚的干草堆上,如有怨言,就会挨打。他在伺候干草的时候出了意外,肋骨骨折,农夫夫妇却一直没有叫医生。“德国仔”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终于逃跑了。因为一天早上,农夫把他从梦中揍醒,说是一只浣熊钻进了鸡舍。“德国仔”又痛又饿,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一只眼睛还感染着,结果倒在前往城里的路上,被一位好心的寡妇送进医院去了。
但农夫说服了当局,声称“德国仔”是个不良少年,必须严格管教,于是当局又把“德国仔”送到了农夫家。“德国仔”又逃跑了两次,第二次恰逢暴风雪,而他居然没有冻死,也算是一桩奇迹。他撞上了邻居的晾衣绳,结果救了他一命。次日早晨,邻居发现了牲口棚里的“德国仔”,跟农夫做了笔生意,用一头猪换来了“德国仔”。
“一头猪?”我说。
“我敢肯定他觉得这笔生意很划得来,那头猪可肥了。”
用猪换回“德国仔”的农夫名叫卡尔·梅纳德,是个鳏夫,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他让“德国仔”干杂活,但也送他去上学。当“德国仔”对鳏夫的亡妻曾经弹过、现在却已积满灰尘的立式钢琴感兴趣时,农夫请人给钢琴调了音,又找了个老师到农场教授“德国仔”。
十八岁的时候,“德国仔”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他对在乐队和酒吧弹钢琴的活儿来者不拒,找到一宗就接一宗。“梅纳德想让我接手农场,但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他说,“说实话,我很感激自己有份能派上用场的本事,也很感激能自力更生。长大成人真是一种解脱。”
我还从未这么想过,但他没有说错:长大成人确实是一种解脱。
他伸手轻抚着我的项链:“你还留着呢,真是让我心有所信呢。”
“信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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