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面前，我叫他卢克，但对我来说，他永远是“德国仔”。他叫我“薇薇”——听上去有点像“妮芙”，他说。
我们决定在赫明福德安家，好让我经营商店。我们会在离尼尔森家几个街区的小街上租个小屋，楼下有四间房，楼上一间房。碰巧赫明福德学校要雇个音乐老师（也许尼尔森先生也帮了点忙，他可能在扶轮社聚会上跟校长提了几句）。“德国仔”没有扔掉明尼阿波利斯大饭店里的周末演出，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我就陪他同去，在酒店里吃晚餐，同时听他演奏。到了星期天，他则在路德会恩典堂弹奏管风琴，接替原来那个死活不肯动脚的风琴手——那位风琴手听了人们的劝告，觉得是时候退休了。
当我告诉尼尔森太太，“德国仔”已经向我求婚时，她皱起了眉。“我还以为你说过，你根本不想嫁人呢。”她说，“你才二十岁。你的学业怎么办呢？”
“学业怎么了？”我说，“我的手指上多了枚戒指，不是一副手铐。”
“大多数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守在家里。”
当我把这些话讲给“德国仔”听时，他哈哈大笑起来：“你当然得去拿个学位啦。那些税法可复杂得很！”
两个人能有多南辕北辙，“德国仔”和我就有多南辕北辙。我实际而审慎，他却冲动而直接。我习惯在太阳升起前起床，他却把我硬拽回床上。他完全没有数学天赋，对商店记账也一窍不通，而我在家算账，支付税费。在遇见他之前，我喝酒的次数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他却喜欢每晚喝杯鸡尾酒，声称这样能让他放松，也让我放松。因为在农场的经历，他用起锤子钉子来得心应手，但他经常半途而废。正值冰雪肆虐之际，防风窗却堆在角落里，一只漏水的水龙头被拆开来，零件散得满地都是。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而我也难以置信。仿佛在我的昔日之中，有一段重获了新生，与它一起醒来的是我曾苦苦压抑的一切感受：失去太多的哀恸，无人可诉的哀恸，把一切藏在心里的哀恸。但“德国仔”就在一旁见证，他知道我是谁。我无须戴上假面具。
星期六早晨，我们起床的时间会比我一个人时迟一些。商店到十点钟才开门，“德国仔”也用不着非去哪里。我在厨房里煮好咖啡，把两只热气腾腾的马克杯端回床上，我们在柔和的晨光中一起待上好几个小时。无比渴盼再加上得遂心意，我简直如在云端，盼着触碰他那温暖的肌肤，感受肌肤之下的筋腱与肌肉，它们噗噗脉动，生气勃勃。我依偎在他的臂弯里，在他的膝盖窝里，他弓起身子贴着我，呼吸轻拂我的脖子，手指抚过我的轮廓。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久久回不过神，懒洋洋，慢悠悠，恍恍惚惚，心神不定，只顾当下。
“德国仔”告诉我，就算当初流落街头，他也从未有过在明尼苏达州时那种孤独的感觉。在纽约，男孩们总是互相开些恶作剧玩笑，把吃的穿的凑起来。他怀念拥挤的人群，怀念混乱和嘈杂，怀念黑色t型车咔嗒咔嗒地开过鹅卵石街道，怀念街头的香味。
“你呢……你曾经希望重回往昔吗？”他问。
我摇摇头：“我们的生活太苦了，我对那地方没什么幸福的回忆。”
他将我拉到身旁，用手指沿着柔软白净的前臂下方轻抚着：“你的父母曾经觉得幸福吗，你觉得呢？”
“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把发丝从我的脸上拨开，用手指抚摸着我的下巴轮廓，说道：“有了你，我在哪里都会觉得幸福。”
尽管他就爱说这种话，我却相信是真话。这段情让我突然多了一双慧眼，于是我心知，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时从未觉得幸福，也许无论怎样也永远不会幸福。
十二月初一个温暖的下午，我在店里跟眼光敏锐的会计经理玛格丽特一起查订货。收据和表格摆得满地都是，我正一边琢磨要不要比去年多订些女装长裤，一边端详产品目录里的流行款和vogue（一本综合性时尚生活类杂志）杂志、harpers bazaar（一本高端时尚杂志）杂志。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低，播着摇摆乐，这时玛格丽特抬起一只手，说道：“等等，你听见了吗？”她急匆匆地向收音机奔去，扭动旋钮。
“现在重播一则特别报道。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称：日军空袭了夏威夷珍珠港，并对瓦胡岛上所有海军及军事活动发动了进攻。目前伤亡人数不详。”
就这样，一切天翻地覆。
几个星期后，莉莉到店里来看望我，她的眼圈泛红，泪水濡湿了脸颊。“理查德昨天乘船出发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们只给了他一个编了号的邮寄地址，让人看不出一点头绪。”她一边用皱巴巴的白手帕捂着脸哭，一边说，“我还认为这场蠢兮兮的仗该打完了呢。为什么我的未婚夫一定要去打仗？”我抱住她，她紧搂着我的肩头不放。
一时间，鼓励人们参军拥军的海报遍地开花。许多物品转眼成了配给品：肉类、奶酪、黄油、猪油、咖啡、糖、丝绸、尼龙、鞋。面对薄薄的蓝色小册子，我们的经营之道整个变了样。我们学会了给配给票找零：红色配给票就给红色代币当找零（用于肉类和黄油），蓝色配给票就给蓝色代币当找零（用于加工食品）。那些代币是用压缩木纤维做成的，大小跟十美分硬币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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