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最重要的有导引（如五禽戏、八段锦等）、行气（如各种气功）、炼丹服食（如五石散之类）、房中（如男女双修之类）四派。这四派的研究在魏晋时期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讲。我只想特别指出，炼丹一派本是为了养生、延寿，却意外地变成了后世化学的鼻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ery need，1900－199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此有充分的肯定，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界的共识。
比陶弘景略晚的颜之推（531—约590年以后）在《颜氏家训》中专门有一章谈养生。琅邪颜氏是当时的门阀士族之一，在家训中谈养生，正可证明养生文化在当时士族中的流行。颜之推对养生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代表性看法。他的基本观点其实跟嵇康差不多，认为神仙或许有，但不鼓励子弟去修炼，他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但爱护身体，讲究养生，则是可行的：“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贡献，在于他特别注意到养生与环境的关系。古时求仙的人往往想与世隔绝，躲到深山里去修炼，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人不可能离开生长的环境，也不能离开社会。养生必须在环境中养，必须在社会中养，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养，人总会受到环境或者社会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养生的问题就不能不联系环境和社会一起来考虑。
环境对人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整个地球环境恶化，已经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如果不能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而让它继续恶化，人类再怎么讲究养生也是徒然。关于这个问题，在颜之推的时代自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社会跟养生的关系，他们已经认识到了。颜之推在《养生》中告诫子孙：“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养生要先考虑避开祸患，保全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养生，生命保不住，谈养生就是白谈。这里提出“虑祸”的问题，就跟环境和社会有关，而侧重于社会。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斗争激烈、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充满动乱的时代，一个人的生命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考虑养生问题，就要格外注意避开社会尤其是政治对人的伤害。颜之推特别提到嵇康和石崇的例子，他们两个都很注意养生，讲究服食，但两人都在中年即死于政治斗争：嵇康被司马氏所杀，死时才三十九岁；石崇死于八王之乱，死时也不过五十一岁。这两个人都注意养生，却都没有注意“虑祸”，尤其是政治斗争之祸，结果养生就白养了。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坚持儒家思想中追求生命意义的积极一面。人和动植物都有生命，但人有灵魂，人需要意义和价值才活得下去，动植物则不需要。所以人的养生就不可能跟动植物一样，一只乌龟能活几百年，一棵树能活几千年，这样无知无识无灵魂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并不是人所追求的。人的养生在根本上是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让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更长一些，更充分一些。所以养生是要养有意义有价值之生，不是养无意义无价值之生，养生是要在追求品质的前提下去追求长度，如果两者不能得兼，则宁可取品质而不是取长度，生命的品质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不讲究生命的品质而只是活着，这叫苟活，如果养生只是注意长度而不注意品质，这叫苟养。生不可不养，但也不可以苟养。
颜之推讲：“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苟惜”就是没有原则的爱惜。爱惜要有原则，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生命都可惜。怎样失去生命是可惜的呢？颜之推说：“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这里讲了四种情况，第一，“涉险畏之途”，就是没有必要而走危险的道路，这样死掉是可惜的。举个例子，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为了抢一秒两秒，冒险穿过马路，结果被车轧死，这是不值得的。有人故意开快车，所谓“飙车”，与同伙争胜，抖威风，结果撞死，这也是不值得的。长江涨大水，还有人故意去游泳，表示自己很勇敢，结果淹死，这也是不值得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实中死于这种没必要的冒险之事时有所闻，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第二，“干祸难之事”，就是做一些不好的尤其是犯法的事，这样死掉也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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