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在不经意间曾为心理学做出过不少贡献。最早的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是在1960年。辩论的双方分别是尼克松和肯尼迪。当时收听广播的人觉得尼克松赢得了大选，但观看电视的人则表示肯尼迪会胜出。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尼克松在事先拒绝化妆，所以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他看起来满头大汗而且焦躁不安。研究人员发现，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是他们所看到的，而不是所听到的，所以才会得出与广播听众截然相反的推论。尼克松对心理学做出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著名的“尼克松效应”。政治丑闻“水门事件”曝光后，尼克松发表了辞职演说，尼克松看起来非常冷静而且镇定自若，但研究人员在分析他的面部表情时发现他一直在飞快地眨眼睛（频率显然超过每分钟50次），而这是内心极度不安的外在表现。后来研究人员探究了8次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中候选人眨眼睛的频率，结果显示，其中有7次是频繁眨眼睛的候选人输掉了大选。
在担任总统期间，尼克松在白宫的那段岁月也为研究人员探究助人为乐的心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引发了好几场当时最大的和平示威活动。1971年4月，20多万人聚集到华盛顿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媒体关注的是这次抗议活动可能会对国际政治造成什么影响，但新泽西罗格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苏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却觉得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对相似心理和助人为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一次秘密调研。
几个月前，研究人员已经告诉一名演员开始留长发和蓄胡子。在抗议开始的时候，他们给了这名演员一块写有“推翻尼克松”的牌子，同时就像他们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确保这名演员“全身上下都是嬉皮士的装扮”。一名女性研究人员把这名演员带进了人群里。预定的时间一到，这名演员就突然坐到地上，双手抱头假装身体很不舒服。接着实验者就会走向毫不知情的真正抗议者，并开始说出早已背熟的台词。
最初她会问抗议者能不能帮助自己的朋友，因为他身体很不舒服。如果抗议者乐意伸出援手，她就会接着问他们是否介意帮她把朋友扶到人群外面。如果抗议者依然同意帮忙，她就会再问他们能不能帮忙把她朋友送到最近的急救站。抗议者如果到此时还没有拒绝的意思，那名演员就会请抗议者送他回7英里之外的家里。最后，演员会要求那些表示愿意送他回家的抗议者帮他出乘坐公交车的钱。到了这个时候，假装生病的演员突然就会完全康复了，他会对抗议者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帮忙了。
为了探究提供帮助和相似心理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又在另一种不同的情境下重新做了一次这个实验。这一次，演员拿的是一个“支持尼克松”的牌子，头发剪了，胡子也剃了，而且还把嬉皮装扮改成了相对保守的着装（运动衫、休闲裤、休闲鞋）。唯一不变的就是事先准备好的那些台词——实验者和演员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跟上一次实验时完全一样。
两种不同的情况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当演员装扮成嬉皮士，看起来很像一名和平的抗议者时，其他抗议者看起来就是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很多人都会伸出援手，很多人愿意自掏腰包让演员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些抗议者甚至提出自己开车送演员回去，那些没钱也没车的抗议者竟然表示愿意陪着演员走7英里的路回家。可是，当演员把胡子刮干净并不再是嬉皮士打扮时，那些好心的和平抗议者就不再那么愿意帮忙了。在两种情况下，演员需要协助的理由是完全一样的，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变成了“敌对”阵营的一员。
这项研究阐释了一个非常简单却异常强大的概念。我们会帮助与我们相似的人。数十年来，研究人员多次找身上涂满番茄酱的学生躺在马路上求助，此类实验也一再地收到同样的效果。当需要帮助的人跟自己在年龄、背景和品位上都非常类似时，人们最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的话，这也完全是合理的。那些外表和行为都跟我们类似的人更有可能在基因上是与我们相关的，或者来自相同的部落，所以也更值得我们善待。
在探究相似性效应的各种实验中，我最喜欢牛津大学的约瑟夫·福格斯所做的研究，这项研究关注的是欧洲各国驾驶员按汽车喇叭的不同方式。福格斯的想法完全符合很多怪念头都具备的三大要素：有创意、很简单、有点儿奇怪。他请一名男士和一名女士开着一辆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灰色甲壳虫轿车在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游荡。他们会开车穿过规模大致相同的很多城镇，并尽量在红灯亮时排在所有等候车辆的最前面。当信号灯变成绿色后，他们会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以此激怒后面的驾驶员。事实上，他们并不只是故意捣乱，而是仔细记下紧跟其后的驾驶员按喇叭的方式，包括他们等多久才会开始按喇叭以及按喇叭时的持续时间。这么做其实是有一定危险的。就在几年前，有人也做过类似的实验，有几个排在后面的驾驶员对实验者的行为极度不满，于是开始猛撞实验者驾驶的汽车。不过，福克斯和他的同事们都活了下来，他们不仅说出了研究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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