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船上的英国人不听劝告，硬是到县城狭窄的市面上走动，打听商品价格什么的，结果无数百姓涌到街上看洋人，还热情地拿出各种蔬菜和瓜果，想跟洋人进行，使得英国官员们非常感动，认为与清朝官员们将自己属下的子民描述为暴民的情况完全不相符。
著名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到过上海，回去后说“（上海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
后来，在1842年的时候，英国海军进攻长江流域，发生过吴淞之战，上海县城也一度落入英军手里，只是英国人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待了五六天后就索取五十万元的赎城费，然后离开上海，直奔南京而去。
之后，璞鼎查作为英国全权公使与清廷签署“南京条约”，回香港的路上曾到达过上海，对上海以北黄浦江以西的地区印象深刻，觉得这地方可以成为很好的良港，而且又能得到英国军舰的炮火支援，很适合成为英国人在上海的居住地方。
在1843年，璞鼎查作为香港总督，便提拔手下的炮兵上尉巴富尔做上海领事，让他坐船北上到达上海，在此过程中应该跟巴富尔提过上海县北部的一片荒滩适合做英国人居住区开发，这也能解释后来巴富尔划定的租界区为什么跟璞鼎查的建议如此吻合。
巴富尔接到任命后从广州北上，先是坐“威克森”号到达定海，然后在定海换乘改装成商船的原蒸汽军舰“麦都萨”号，于1843年11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到达上海县城外的黄浦江。
接着，11月9日巴富尔就到上海拜访刚上任不久的新任上海道台宫慕久，当天晚上宫慕久在道台衙门设宴款待英国人；11月10日，宫慕久对巴富尔进行礼节性的回访，还登上停靠在十六铺大关码头的麦都萨号。
在这个过程中，宫慕久和巴富尔应该就上海开埠，允许英国人在上海做生意达成一系列的协议，其中包括著名的“允许英国人能在一天内来回的地区范围内自由走动”的约定。
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只能到广州做生意，而且在广州也只能居住在清政府指定的院落内，不能擅自外出，当然也有些外国人想尽办法到指定院落外的其他地方，甚至脱离广州范围偷偷旅行的，但毕竟是少数。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已经无法继续推行这种规定，而且也没有必要。
巴富尔原先应该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行动范围，以及更明确的行动地区，如以上海县为中心半径一百公里以内等，但最后还是接受如此模糊的约定。
通常认为当时英国来华的人很少，离开指定居住区过远的话，确实存在难以保证安全的问题，所以巴富尔也无意在一开始就获得过多的自由行动权。
在11月9日的商谈中，双方应该谈过英国人的居住问题，巴富尔提出希望在城内找地方居住，宫慕久作为清廷官员，深知华洋混居会惹出很多问题，因此明确拒绝，要求英国人在县城外找地方居住。
巴富尔未能说服宫慕久，只能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不放，结果出道台衙门回来的路上，就遇到姚书平姚老爷从天而降，先是要垄断英国对清朝的所有生意，被拒绝后又愿意出租自家院落，让英国人意外获得落脚的地方。
于是，在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向住在上海的所有英国人发出告示，通告英国领事馆业已设立；同时宣布，上海将于11月17日正式对外开埠通商。
考虑到这时候在上海的英国人特别少，只有二十五人，而且都是跟巴富尔一起坐麦都萨号来到上海的人，这种告示只是英国人的文本教条主义发作的一种体现，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实际上，当时的大部分英国人还都跟英国领事一起住在姚家院子里，如果领事先生开门大吼一声大后天开始开埠了，能起到实际通知效果可能比纸张告示更好一些。
于是，上海于1843年11月18日，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埠，当时场面静悄悄的，没人剪彩带，没人去庆祝，甚至连鞭炮等没人放一个。
赵大贵算过时间，自己到达清朝的时间正好是11月18日，然后在19日逛街一天，现在正好是1843年11月20日。
上海开埠时在上海的英国人有二十五人，其中包括著名传教士麦都萨和做巴富尔翻译的儿子麦华陀，还有怡和、本号、宝顺等后来赫赫有名的七八家洋行的职员（都是坐麦都萨号一起过来的），都是英国人，严重缺乏中方员工。
回忆起这些事情，赵大贵觉得自己此番造访英国领事，应该能达到希望的目的，其理由有二：
首先，上海的对外贸易很快会达到惊人的程度，形成难得的巨大风口，只要行事合宜，能在其中获得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
其次，英国人带着满腔热血和大量资金、货物到来，却没有任何中方员工做辅助，这会使得英国人会对任何愿意亲近他们的中国人显出极大的重视。
事实上，按照赵大贵的了解，英国人在开埠初期举步艰难，后来从广州来了一位叫阿林的散商，愿意帮英国人做生意，便立即被视作珍宝，英国商人们凑出八千块银元，让这位阿林创立一家洋行做生意。
结果，本来只是小商人的阿林建立一家叫义升的洋行，然后把生意越做越大，在1845年的时候甚至垄断上海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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