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毫无道义的抢匪，与他理论正义是徒劳的，同样，面对丧心病狂进行对外侵略的日本法西斯，人们的善良也不能阻止其军国主义的扩张。人类的文明在它面前显得那般无力和渺小，所谓国际公约，文明国家的道德修养，在军国主义面前，无疑是被耻笑的对象。正如福泽谕吉所揭示的：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
1842年，古老的中国大地被几艘“英夷”舰船轰开了国门，从此拉开了“三千年未有”的充满屈辱和伤感的历史。此时的日本正以“切肤者”的角度观察着这个自己师从了将近两千年的古国发生的巨变。同年，魏源写就《海国图志》，此书一经传到日本，立刻成为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人手一份的了解世界的“情报书”。也正是此书，日本人第一次对自己、对世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西方列强在中国开领馆、通贸易、压百姓、搞治外，在这片被他们定义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土地上任意妄为。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开国后中国的情况，德川幕府派出了一条名叫“千岁丸”的货船来到上海，船上的人多为武士和商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详细汇报给幕府当局。
当这艘被赋予特殊使命的货船开到上海时，看到码头上停靠着的那一艘艘巨大的外国船只，看着一队队外国士兵端着枪从身边走过，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单纯地靠闭关锁国来保存日本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做到的。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明治政府先后多次派遣人员出访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教文化和政治制度，许多人在目睹了欧美国家的繁荣兴盛后，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进行了一番深思。这一时期，福泽谕吉接连发表的著作引发了日本人脱离亚洲，融入“欧美强国”的思潮。
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被日本人称为“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家”。在明治维新以前，他就多次随幕府官员出访过西洋诸国，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着最为深切的体会。明治十八年，也即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其最为著名的一篇文章——《脱亚论》。他在这篇文章里鲜明地指出了日本今后必须走的道路：“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福泽谕吉认为，西方文明传播至全球就像麻疹从长崎传播至东京，是大势所趋，无人能阻挡。他以当时的中国为例子，认为中国的衰落归结于制度的腐败和人心的溃散。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每次与西方列强的战争都以失败并付出巨额的赔款而告终。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想要强盛不能走中国的老路。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在宣称“脱亚”论调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显露出“吞亚”的野心——福泽谕吉在文中提到“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这一论调到了其学生尾崎行雄那里，更成了赤裸裸的“强盗言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亦为反对世界之幸福也。”这远非文人一厢情愿的自慰之语，其背后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膨胀起来的对外扩张的野心。
1869年，也就是明治维新第二年，“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积极建议明治政府扩充军队，同时他还提出：“遣使朝鲜，则其无礼，如不服，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与其主张相呼应的是明治政府的所谓“大陆政策”的谋划。
自1879年起，明治政府设置专门机构，主管武器、船舶和铁路的建造，将几乎整个国家的工业建设直接与国家的战争需要相挂钩。
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队必须对天皇无条件地效忠，天皇是军队的大元帅，并要求军人奉行武士道精神。1890年，明治天皇又颁布了《教育敕谕》，将武士道精神扩延至全体国民，要求国民对内遵从各种礼仪规范，对外则要为天皇“奉公扶翼”。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损失惨重，民族灾难愈加深重，而对日本来说，甲午战争是其“大陆政策”真正实施的第一战，也是其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一步。从甲午战争中获取的巨额利益使日本朝野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怪想，对于国土面积狭小，而人口日益增多的日本来说，靠战争发财，并“开疆拓土”实在是非常具有“诱惑力”，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这种诱惑力急剧膨胀。这一时期，以日本为中心的“大日本膨胀论”、“大东亚新秩序”纷纷出炉，与此同时，对中国的研究也以所谓“支那分割论”、“支那国民性研究”等名目展开。
1927年4月，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阁，6月末，田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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