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学会了一项技能，你就会发现人生又多了一种可能性。这是一个奇妙的定律，屡试不爽。很多人觉得人生艰难，觉得未来无望，本质上是因为自己缺少了很多技能，又没有信心和毅力去获取这些技能。当我开始化妆，说我长得好看的就不再只有金子奇一人，还有那个怪老师。我是在一次演讲比赛上又遇见他的，当时进入了即兴问答环节，选手只剩下五人，一次性决出前三名和冠亚军次序。这种毫无技术性及水分颇大的决赛规则被我们吐槽了几天几夜。可是，你可以选择不参加，但你不能改变规则，很多事都是如此。我当然还是参加了，忍受规则比忍受无聊要好得多。万一能够得到名次，简历也会好看一点。
当我站在演讲台上，台下在灯光的阴影下显得一片黑暗。我尽量显得自在，等待着属于我的即兴问答题目。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发问，整个礼堂阵阵回响别无杂音。他问的是作为一个高知女性将如何处理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关系。那时我才18岁。我大致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女性，无论高知与否都应该照顾好家庭，既然高知，更应该有实力兼顾，比如请人，比如找一个更自由的工作，比如在家写作。我听到台下的男人和男孩们一片赞赏之声，那次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回来却被宿舍死党骂了个狗血淋头。她们认为这是对男权的屈服，是对女权的背叛。很显然，19岁的她们也无法预料到十几年后，她们大多做着一份无关紧要默默无闻朝九晚五的普通工作，找一个一样普通的丈夫，变成一个空有北大文凭的高知“半家庭妇女”。恰恰是被认为背叛了女权的我，始终孤身一人，奋战在事业的第一线。人生就是个笑话，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对错可言。
比赛结束后，怪老师从后面追上我，说：“还记得我吗？”我马上换上一副正常的大一学生面对老师的恭敬神情，认真地点点头，捏细嗓子说：“老师好。”他笑得前仰后合：“我不是老师。”我愣住了，看着他。这才看清了他的脸，比普通人长三分之一，有深深浅浅的痘印，眼睛很小，像细长的一条缝从一个土豆上裂了开。他笑的时候，我很担心他的嘴唇因为干裂而出血，而且实在不能一边笑一边走路，他的眼睛在笑的时候绝对会被挤压到什么都看不到。我忍住心里的厌恶，依然听上去是在发脾气：“刚才的问题是你问的？！我说那声音怎么会耳熟。”他说：“是啊，作为道歉，请你吃饭吧。”其实没有什么好道歉，除了我把他误认为老师之外，甚至连多说话的必要都没有。可是在大学被请吃饭还是第一次。
我从没向别人解释过我怎么和李东明在一起的，我总不能说是因为我想吃顿好饭。可是一个刚进入大城市的女孩最朴素的愿望无非如此，这是我能够理解现在很多人在国外旅行时买着奢侈品却吃着方便面蹲在路边的主要原因。人在不足够富有的时候，最容易亏待自己的食欲，而去买一些化妆品、包、手表这些能被别人“看到”的东西来证明自己过得很好。我把自己包装得尽心尽力，可我内心里知道我还是在亏待自己。来北京半年，打工和节俭几乎摧毁了我的身体。每天晚上都在网吧输入文字，在烟雾缭绕下水都忘记喝，更别提按时吃饭。食堂的饭菜难吃得像猪食，可外面小餐馆的盖饭比食堂要贵四块钱。于是，这难吃的食堂打烊之后，我更没东西可吃。拿着辛苦赚来的钱买化妆品还可以安慰自己说是培养技能，但去大吃大喝我真的无法说服自己。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瘦下去。如今面对着大餐邀请，吃的yù_wàng胜过了一切。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他，以至于他也面露惊喜。他一惊喜，那长满痘痘的长脸就显得格外怪异。我有一刹那简直要放弃美食逃离这张脸。
和一张我并不喜欢的脸一起走在学校的马路上，这让我有点难堪。还好，天气很冷，我比赛时穿的衣服显然只能好看不能保暖。李东明说：“太冷了，我去开车，你在这楼里等一会儿。哦，你手机号给我，我到了打你手机。”我十分尴尬，只能照实回答：“我没有手机，只有bp机。”他很成熟，表情纹丝未动，自然地圆场：“那你看着点就行了，白色的路虎，我打双闪，你就出来。”北京深秋的傍晚，有一辆车可以阻挡凌冽的风以及别人看着我和他在一起的戏谑眼光，是多么必要的事情。可惜，我并不知道路虎是什么车，在小城里，有私家车的人屈指可数。那个年代，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堵车，人们最担心的事是自行车被偷走。北大也没好到哪去，这么大的校园寒冬酷暑风里来雨里去，大家都靠自行车，而且是二手的，每天上下课锁车找车都如临大敌，生怕被偷。因为车少，帮了我大忙，他唯一的车停在教学楼门口的时候，我很快就走出来，上了车。那天我穿着紧身的一步长裙，路虎的车太高，上车时以我的身高想好看是不可能的，实在没办法李东明伸手拉了我一把。几年以后，我可以穿着十分跟的高跟鞋和紧身裙优雅上下悍马，也忘不了那天爬上李东明车的惨状。没有哪个人是天生优雅的，看上去的美丽表象都有无数不堪回首的糟心经历。
李东明并没有嘲笑我，这让我对他有了一丝好感。既然上了车，去哪里都不是我能说了算。我很喜欢在车里呆着。他放着悠扬玄妙的音乐，若近若远。车里的暖气让我对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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