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什么事都要你说了算就对了哈。
沉默良久，他叹道：“这都是图什么呢？”
“图什么？十路诸侯伐董卓，原本是四世三公、袁家盟主，结果伐出个曹丞相来，叫他保了天子、得了大义；刘邦跟着项羽起兵反秦，最后倒把项羽灭了，自坐天下。自古来救国救民是一回事，救国之后谁主天下又是一回事，前车之鉴这样多，他生怕重蹈覆辙，又要守土、又要人望，既要驱虎，又怕狼顾，没有皇帝的命、倒有皇帝的毛病。”曾养甫将手一摊，“现在连我也疑上了，我和通了几个月的信，他又怕我的心向着了——刚接到的调令，派我到广东去，下个月就走。”
“下个月？”
“要不怎么说是赶巧呢？你要是晚来一个月，我就没这么好帮忙啦。”
茅以升默然不语，他头一次从曾养甫口中听到这么激烈的论调，但他完全理解他的愤怒——突然地把人扔到广东去，内地的工作怎么交托？谁又能继任？
用人又不信人。
他想说些劝慰的话，可是雨声太大了，使任何劝解的话语都显得疲弱无力。茅博士这两天真是为难，原本就不善巧言，偏生接二连三地担任安慰人的角色，共情地沉郁片刻，说：“唉，你别生气。”
“我生什么气？我不生气。”曾养甫鼻子里笑，“我只是厌倦了他这样把我调来调去，真论起来，广州市长，党内还认为我升官了呢。”
对于渴望权力的人们来说，两广归政，广州市长当然是个肥差美差，可是对于实干家们来说，他们讨厌功败垂成，浙赣铁路通行在即，开通、归属和运作都要妥善考虑，这时候把主持人遣到广州去做市长，真不知是弄权太精还是脑子太蠢。
不过做市长毕竟不是坐牢，真有什么事，也可以飞回来。
茅以升稍稍释然，忍不住问：“那——那南京的会谈，你们谈得怎么样？”
“怎么样？”他那不自觉地期待的语调，让曾养甫觉得可怜，还觉得心痛，笑了一声，“我只扮演一个传话筒，决策不由我来做，想法也不是我的想法。其实谈得成、谈不成，又有什么区别？抗战于我们来说只有态度、没有选择，难不成是我们谈不好日本就等着我们谈吗？”
门廊太窄了，避不得雨，风雨把他们的半边衣服打湿了。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唐臣，其实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间不长，要不是钱塘江大桥、蘅青推荐你，你我也是无缘相识。”曾养甫将背贴着墙，躲一躲廊檐上溅下的水花，“但共事一年多、两年了，你应该很明白的，这些年我全力以赴地主持修建铁路，为的是什么——几年前我就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我们的工厂全集中在沿海的门户地带，工商界舍不得江浙那块风水宝地，没有个牵头的他们不会动，这个牵头的要是不挣钱、他们也不会动。我一直在找一个想内迁、敢内迁的人，来给这些工厂主们做榜样——喏，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可知我来的路上，那叫一个心乱如麻，满心的事情想交付，却不知该从哪一桩交起。我怕他们要把这条刚刚建好的铁路也当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我怕我去了广东就说不上话了。我接到你的电报，原不想理你，想了又想，我觉着跟你见一面也好，起码你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哪怕是说闲话也痛快些。再一者我以为明卿跟你们一起，如能叫他跟荷达一起筹备内迁的工作，那倒是水到渠成，他有名望、也会做生意——不想来的是个白露生，是谁也都无所谓了，有这个能力志气就行。”
这个国民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去打——他们有这个决心吗？有吗？茅以升想，这会谈十成终归又是搅浆糊，白白辜负许多人的心血和期待。这些热心热血的人都有下限，因此想不到弄权者在这局面里究竟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儿。日本人以战养战的策略还有谁不知道吗？东北和华北养肥了他们的陆军，外流的白银又养肥了他们的海军，每拖延一天，这些豺狼的根基就稳固一分，野心也成长一分。
“你不要觉得我又是空抱热情。”曾养甫道，“我也没想到这些事情能从九一八拖到如今，拖了整整四年，四年里既不打也不争，反而步步退让。或许，或许这些事情等我从广州回来也还是个筹备又筹备，还是等，可只要我们把所有准备做好，民心所向，总有一天能够形势比人强。他要是还有志气，能够见好就收，联共抗日、收复失地，那当然是最好，但如果协谈不成，长此以往妥协下去，再一次地被动挨打也是近在眼前的事——无论哪一种局面，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生产的准备，这是你我力所能及、也仅所能及的事，东北沦陷了、华北也是门户大开，我不敢想象再退下去，我们要退到什么地方！”
天边响起雷声。
他们从倾泻的雨幕间望见电光，极明亮的一道闪电，贯通天地，接连不断地又是滚滚雷鸣。潮湿的雨幕把这个世界装在毛玻璃里面，模糊地、看不清楚，还有脆弱的感觉，仿佛随时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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