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现了八条宋元内河木船实物，其形制、部分设备及船体的联接工艺，均与文献记载以及画中宋船形象相符。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中心为广州、明州和泉州三地。海上交通贸易的发达，必将促进海船制造业的发展。“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海舟以fj为上”（《三朝北盟会编》第176卷上），fj又以泉州制造的海船最有名。近年来，在泉州湾发现了不少造船遗址，并且出土许多船桅、船板、船钉和索绳等造船材料。特别是1974年和1982年发现了两只南宋海船，(45)进一步证明泉州是当时我国一个重要的海船制造基地。（图19）这两只海船之一出于泉州后诸港，现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深1。92米。全船用十二道隔板分为十三个水密舱。其排水量至少在400吨上下，载重量约在200吨以上。这只上部扁阔，两舷下削的尖底船一改沙船的平底形制，可视为我国福船(46)早期船型实物之一。福船首尖尾方，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底尖上阔，呈“v”形，并有贯通首尾的龙骨，吃水深，稳定性好，并且容易转舵改变航向，便于在狭窄或多礁石等水域较为复杂的航道中航行。尖首尖底还利于破浪，受到的阻力小，航速快，并可抵御风浪的冲击，尤其在开顶风船时，更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诚如宋人徐兢所说：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福船的不足之处是不适于较浅的水域。《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明州上下浅海去处”适造平底海船，而“fj、广南海道深阔”，适“造尖底海船”。泉州出土的这只海船，如复原后全船总长可达35米左右，较宋代文献所载，尚属小型海船。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描绘了宋朝出使高丽的船队情况：船队由两艘“神舟”和6条“客舟”（载人的客船）组成。其中每条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相当于载重量120吨。而“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航行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以至当它驶达高丽国的时候，引起“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可见当时中国海船不仅以其性能优良、结构合理而领先于世界，而且还以体积庞大，负载量多而著称。
宋元时河船与海船上的附属设备，较之前代又有改进，更为完善：
1。竹橐宋元海船在中部两舷侧悬置竹梱，称竹橐。其作用是消浪和减缓船只左右摇摆，以增强航行的稳定性。同时它也是吃水限度的标志。即“水不得过橐，以衡轻重之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
2。平衡舵宋元大船都有大小两个主舵，舵可升降，根据水的深浅交替使用。这种平衡舵的舵面呈扁阔状，以增大舵面面积，提高舵控制航向的能力。且又因一部分舵面积分布在舵柱的前方，可以缩短舵压力中心对舵轴的距离，减少转舵力矩，操纵更加灵便。
3。测深砣即水砣，系有长绳供测深用的铅砣。宋元船上已装备，经常测量水深，可防船只搁浅。另外，还可以用测深砣测知海底的情况，确定船舶所处场所能否停泊，以及辨别船舶所处的方位。
4。导航设备宋元时已开始使用仪器导航。“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朱彧《萍洲可谈》，引自《说库》第19册）“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指南针或磁罗经（针盘）是全天候的导航工具，海船使用之后，无论昼夜阴晴，都能沿着正确的航向行驶。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导航标志，以指示船舶安全进港。如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的泉州关锁塔，就是当时进港的导航标志，而且沿用至今。高超的造船技术，先进的导航设施，使宋元时期的造船和航海事业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它把“原始航海时代推到终点，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六、造船业在明代的发展
明代造船工厂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水平，从而形成了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三次高峰。其时规模最大的造船工厂有三个：js龙江、淮南清江和sd的北清河船厂。龙江船厂于洪武初年（1380年左右）建于南京下关三叉河。该厂主要建造大、小黄船，战巡船，战座船等二十余种船舶，特别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年产量超过二百艘。郑和下西洋所乘之大宝船就是由该厂承造的。清江船厂专造漕运船舶，有4所总厂，82处分厂，3000多工匠。据《漕船志》统计，自弘治三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490—1544年），前后54年间，共造船28534艘，平均每年约造519艘。一个船厂尚且如此，那全国所造船只将有多少？据《明会要?食货四》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为扩大漕粮运输，一次所造漕船就多达2000余艘。能够如此大规模地造船，可见明代造船实力之雄厚，技术之高超，非前代所能比拟。最能反映明代造船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当属郑和所乘坐的宝船。郑和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一个太监，明成祖组织船队下西洋时，授予他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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