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情况可知，我国古代独辀车的形制至周代，已日臻成熟和完善。制造一辆车，已不是一二个人所能胜任的事了，而是需要多工种的合作，经过大小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制车业已成为当时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部门，制车水平也是当时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的集中反映。
《考工记》称，造车的工匠为“车人”，车人又有分工，制造车轮和车盖的叫“轮人”，而轮人之间也有分工，先制成毂、辐、牙的所谓“三材”，然后“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即一些制轮工匠先各自按分工制成“三材”，最后由技术最高的工匠将它们组装成车轮。另外，“舆人”负责制车厢；“辀人”专管制曲辀；“鞄人”则为“攻皮之工”，制做各种缚扎车部件的革带和马的鞁具。其它如“攻金之工”，负责铸造各式铜饰件，“设色之工”负责绘画纹饰、髹涂油漆。可见一车之成，是经过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精细分工、集体劳动的结果。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正是对当时制车业的真实写照。周代马车性能之优越、结构之合理、做工之精巧、装饰之华丽，在同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在周代，马车已不仅是王公显贵出行游猎时的代步工具，而且也是战争中的主要“攻守之具”（《六韬?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为了掠夺他国的人畜和土地，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争战。当时各国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军事编制是以战车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也是战车。所以，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当时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之说。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也是为了赢得战争，各国都把先进的制车技术运用到制造战车上，于是各类战车应运而生，一度成为时代“骄子”。
战车，按用途不同，可分为几个类型，如戎路，又称旄车，以车尾立有旄牛尾为饰的旌旗作标志，是一种主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也称驰车，用以冲锋陷阵。阙车，补阙之车，即用于补充和警戒的后备车。苹车，苹同屏，车厢围有苇草皮革，以为屏蔽，作战时可以避飞矢流石。广车，一种防御列阵之车，行军时用来筑成临时军营。这些战车统称“五戎”，观其用途只有三类，第一为指挥车，第二为驰驱攻击的攻车。攻车是三代时战车的主要车种。第三是用于设障、运输的守车。这些战车的形制同上，只是为挥戈舞剑之便，将车盖去掉。另外有的还在车轴两端的铜軎上装有矛刺，以便在冲锋陷阵时刮刺敌方的步兵。战车皆立乘，乘员是三名身着盔甲的车兵。一名甲士，为车长，称“甲首”，因其位在车厢左侧，所以又名“车左”，职责是持弓主射，同时指挥本战车和随车步行的“徒兵”，或驱车冲杀或屯车自守。另一名甲士，位在车右，因此名“戎右”，其任务是披甲执锐，直接与敌方厮杀格斗。如车遇险阻或出故障，他必须下去推车和排除故障。另一位是驾车的驭手，称“御”，位居车中，作战时只管驭马驾车。马车装备的武器有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戈戟，自卫的短剑和护体的甲胃与盾牌。主将所乘的旄车，还要设置“金”（即钲）鼓和旌旗。主将或鸣金或击鼓，以指挥所有战车的进或退。旌旗标明主将所处的位置，它的树立和倾倒成了全军胜败存亡的象征。每辆战车还配备十几名步兵（后来有的增到七十二人），称“徒兵”，分列在车两边，随车而动，配合作战。作战时，每五辆战车编成一个基层战斗单位。车战时，战车先呈一线，横列排开，“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六韬?犬韬?均兵第五十五》），使各车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距离，既防敌车冲阵，也使各车互不妨碍。先秦时期，曾发生过大小无数次的车战，对这些戈戟如林、车马交错的车战场面，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以屈原在《楚辞?国殇》中的描绘最为形象和悲壮。马拉战车速度快，南征北战，进退神速，从而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长短齐备的青铜兵器和完善的防护装备，发挥了当时武器的最大威力；战车上置鼓建旗，可充任指挥中枢，方便了各车之间的通讯联络。所以说战车是当时军事装备技术的集中体现者。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已由过去的“中原逐鹿”扩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网地区，适于平原作战的战车已难以施展其冲锋迅速，攻击力大的特长。“毁车以为行”（《左传》昭公元年）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战车的地位开始下降，随着步兵地位的提高和骑兵的出现，战争开始由车战向以步、骑拼杀为主的形式转变，于是战车逐渐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宠位。汉代以降，曾盛极三代的战车和车战终于被淘汰了。先秦时期，马车分两种类型，即立乘与坐乘，但至今考古所发现的先秦的车实物除舆有大小之分外，形制大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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