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府里，小谢一脸诚恳地道：“我是个商人，眼下这事是这么看的。我们英华接下了明清的庄子，你们这些葡人，就是租种我家地的佃农。之前的佃约，既没写清时限，又没列清条件，现在么……我们就想收回这片地，就这么简单。”
他一脸怜悯地道：“但我们中国人讲个慈悲为怀，如果你们还想再租种这片地，可以，条件就得重新谈了。”
小谢嘴里压迫着这个总督，心里在想，陛下派他来谈这桩生意，真是没意思。手里的筹码太多，澳门葡人根本就没什么回旋的余地，真是要圆就圆，要扁就扁。先断绝水粮，舰队封海，摆出不惜血火屠城也要达到目的的决心，再把形势稍微往回带一下。这事交给以前青田公司商关部，即便是一个小伙计都能胜任愉快。不是想着事涉洋人，要给南洋诸夷立下英华做事的规矩，得注意好嘴角油迹，他都有心将这帮葡人的家底刮空。
还是期待以后自己在通事馆里，能怎样伸展拳脚吧，说起来，陛下也真是对澳门隐忍得太久了……小谢的感慨有点偏差，李肆登基为帝，连带老婆事也解决后，就准备挥手大干，调理内政。可一挥手，才发现广东腹地里还有两块黑斑没清理掉，一处是新会，本就是留出来的“爱国爱华夏主义教育基地”，怎么折腾后面再说，而另一处澳门，还真是他的灯下黑，忘记了……其实也不是真忘了，而是两年前就定好维持现状的策略，之后再没人注意，还是说到地方政务，应天府知府巴旭起才提到澳门的特殊存在。
如何处置澳门，会牵扯到整个南洋的形势，但此时李肆手中所握力量，已非两年前的程度。他就决定，除了软硬兼施，榨出最大的利益外，还要通过澳门此事，向南洋的欧人传递这么一个信号，英华是讲理的，也是有力量讲理的。
细节如何，李肆没工夫一一开列，就给了小谢一道底线，必须完全、彻底地将澳门纳入国家治下。
此事的前景，他没觉得会有一点意外。葡人初来澳门，还以海盗风格行事，结果被大明狠狠整治了一番，之后就再温顺不过。一直到鸦片战争后，一改绵羊嘴脸，毁了租约，越界占土，在光绪十三年，还逼着那时已见到洋大人就骨头发软的清廷立下了《中葡会议条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它处无异”，这就是割让，只是换约不完全，法理上比香港差了一截。
说白了，葡人就是这个时代欧人行事的风格，律法森严就是好市民，可有便宜就变脸成了强盗。
在澳门设立治所，也是明清一贯的原则。在他前世的历史里，原本该由雍正在澳门设立香山县丞，澳门葡人暗中抵制过，却无功而返。现在么，满清管不到了，这事他就来干，而且要干得绝不留下后患。
用小谢那种连石头都能刮出一层油来的人来办这事，正是人尽其用，也算是对小谢的考验，如果此事得力，李肆就准备把通事馆交给他，先给英华蒙上一层商人的嘴脸，登上全球政治大舞台。
李肆对澳门之事有这般用心，却不想朝堂各衙门也有不同用心，于是澳门一事就成了顺风车。原本的军情处，现在归入枢密院的军情司要透过澳门葡人窥探南洋，海务司要提前防范可能有的海路异动，他为一桩绝密计划而专门设立的塞防司，也要查看南洋诸夷的反应，据此修订曰后的行动计划。海关则是要看关税和商税的变动，兵部刑部则是要紧盯事态发展，以便确定澳门的布防治安事务。工商总会听说澳门人有可能撤离，竟也四下联络，准备“团购”澳门人的产业。
这些都不稀奇，可神棍徐灵胎也找到他，想要去澳门插上一脚，直让李肆纳闷，你们真是闲得慌么？
徐灵胎说，天主教虽有大发展，可总觉得内里欠缺很多东西。遵照陛下您的指示，我们一直在努力吸收诸教精髓。佛道方面的东西吃了进来，洋人公教所含的一些东西却还觉得生疏。
虽然跟郎世宁等效力于朝廷的神父沟通过，甚至包括广州和黄埔耶稣会的神父，可他们对朝廷心怀恭顺，或者是心怀警惕，都不会认真跟他们交流信仰之事，所以他们迫切需要走出去，澳门正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自从长沙大战后，李肆对自己放出来的天主教开始上了心，听得徐灵胎这么一说，顿时明白了他们的处境。
天主教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这并不是说规模上，而是姓质上。现在天主教还只停留在服务贫苦人，靠帮着他们祭祖，以及在医疗和生死仪式，充当着肤浅的信仰慰藉。而要继续向上走，就得吸纳信仰破败迷茫的读书人。要真正实现李肆的期望，担当起阻挡公教基督教在华夏蔓延之势的职责，天主教就得有自己的一套思辨之学，以此思辨之学来诠释华夏历史，重构上天对华夏的“使命”。这套东西才是能立得住教，能成为真正信仰的实质，否则就是妄信的邪教。
这套东西，在佛有佛经，在道有道藏，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内里其实是一套形而上的哲学。
华夏哲学本就源远流长，与欧人新论融汇交流，在天主道上就有所成。李肆手握的《论天》、《论道》和《论君》，以及段宏时以前所著的《真理学》就是这样的代表。基于天主道的理姓领域哲学，正由白城学院和朝堂推动，开始跟英华即将崛起的工商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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