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宏时一锤定音，所以么，三省六部的官员就忙了个四脚朝天，为着假想中的北伐大计而焦头烂额。
最忙的还是枢密院参谋司，因为大家都得等他们规划好北伐到底要怎么打，然后才能根据调度兵力、战事进程和预定占地等结论，来搞清楚自己这边需要做的工作。
这是枢密院参谋司第一次搞这么大规模的战事谋划，这种事前谋划，之前只有交趾一战的经验，还因为情报和战事被兵部和塞防司、海防司给把控着，那点经验也是零零碎碎，不成体系。
参谋司里虽都是军人，不少在黄埔讲武学堂听过课，也进过部队，但大多都是书生底子，参谋作业很是生疏。通过各种门路知道，此次参谋作业不过是应付民间舆情，都觉得马虎拼凑一个方略就可以了，可枢密院知政范晋黑着脸说：“这可不是应付差事，北伐终究是要做的，就得照着真的筹划！”
因此，参谋司哀声四起，全体人员曰夜不停，终于在七天后拿出了一份计划书，厚厚一大叠，足足有三四百万字、数百张图。调度兵力、行进路线、敌情预估、野战预判，无所不包。甚至包括对成都、西安、合肥、江宁、扬州、苏杭等大城市的攻城计划。
短短七天，弄出来的东西自然草率无比，基本都是纸上谈兵。可自古以来，都还没有过这样的纸上谈兵，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绝古烁今了。范晋狠狠表扬了他们一通，接着再道：“如此绝密计划，怎能广为传播？再作一个简略，才能发给其他部院！”
参谋司众书生当场晕厥一半……得了枢密院参谋司的简略计划，兵部、商部、工部等部门也跟着高速运转起来，同时刑部、户部、农部等部门也要跟进，新占地盘的编户、治安管控和工商等事务也不能落下。
圣道二年元月，就在民众们正以焦躁而亢奋的心情迎接元宵之时，朝堂关于北伐的议定终于获得了阶段姓的进展。这“进展”体现在各家报纸上，就是要花多少钱，要死多少人，这一国会有什么变化。
看到那些数字，工商贤儒都不作声了，各家报纸立场也骤然变化，评论都说，北伐大事，必须慎之又慎……接着多家报纸，包括《白城学报》、《越秀时报》乃至《士林》和《贤语》等报，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篇文章，段宏时亲笔所作：天职论。
这篇文章不长，述多论少，格外精炼，但所述思想，让一国为之一震。
严格说起来，之前李肆的《三论》，段宏时的《真理学》等书都提到过类似的东西，但没有深入讲解过，这次段宏时讲得格外通透。
该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说的是上天造人，设下万职。初时只有耕战士商，君臣父子。而后渐渐衍进，如医、伎、工、牙，如友、僚、东西家。
人在尘世，身负诸职，其中有血脉之职，如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也有诸事之职，如为农、为兵、为商、为吏。同时还跟他人有相属之职，如人臣，为人僚，为人友等等。
第二部分说到了天职的意义：人之降世，一生所负之职，皆为天定。每一职都有其天道流转，不容逾制，轻则不容于德，重则不容于法。此职所系之德，之法，皆非他人所定，都是上天所定。
因此，人之在世，要合天道，要顺天行事，成为一个能立定天下的人，最基本的一项，就是负起所担天职。
说到这里，儒党和贤党就觉一身冷汗，这是以上天之名，彻底破除了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这三连环递进的道理。旧儒都言，自身有德，能治得一家，就能治得一国。可段宏时以天职论否定了这个说法。他将天职分为血脉之职，人际之职和诸事之职，旧儒的东西，就只在自身，只在血脉一职里打转，而人际和诸事这部分，相当于处世和治国的东西，就自有天道，必须遵循实在的事理而行。
这一部分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第三部分。段宏时说，天道流转，应在尘世上，并不对应人，对应的是这天职，人并非固于天职。因此，人不必以血脉定事理，而该以天职定事理。
这些话说得稍微委婉，但《越秀时报》等报纸的评论却作了直白的解析，一句大白话：不以出身论英雄！血脉出身论可以休矣！评判一个人，只能评判他的作为是否符合眼下他所担天职的律法和道德，不能评判他的出身。
儒党和贤党心思迷乱，这一论，根底是瓦解固化的贵贱尊卑，结合之前李肆的《三论》，上天许人循天道而谋得富贵这一条，就再清晰不过，那就是：一个人的尊卑贵贱不再由天定，而是能由他自己定，因为他有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所负的天职。
就在两党以为，段宏时要通过这一文，发动天主教掀起进一步的抑儒风潮时，《英华通讯》和《白城学报》对《天职论》又作了另样的解读，让以两党为中坚的旧儒松了一口长气。
这不是在抑儒，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是跟旧儒安定社会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几家报纸的解读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人各安天职。你现在负着什么天职，就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关心身边与你有关的事。
细思下去，儒贤两党才明白，这篇《天职论》，其实更多是针对天主教所作，要立起舆论，不让教民干涉世俗。
但他们却很郁闷，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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