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李肆还并不清楚,已经有人脱离了他的掌控,将年羹尧一事正推向雍正借文字狱锻造权柄的涡流中。查嗣庭案让他感叹历史惯姓,而国中所起的波澜,又让他感叹历史已不可把控。
北面的雍正四年,南面的圣道四年,在后世史书中都是一个文字年,北面在搞文字狱,南面在搞文字运动。
民间称呼为“兵字”,士林称呼为“军文”的文字,大举入侵教育领域,很多蒙学、补学乃至县学,都开始教导这种“军文”,甚至在报纸上都有所反应,一些影响力不大的报纸都开始用这种文字。
对儒党来说,这是继英华在蒙学、县学推行横版字序后,对华夏道统的又一桩灭绝之举。他们再度跳腾起来,舆论因东西院之事本就无比嘈杂,小谢使团回国,带回大量风物故事,更惹人瞩目,再加上他们的叫嚣之声,这一国格外热闹。
这“军文”是什么呢?
简体字……确切地说,是没有标准的简体字。
“军文”源于英华军几次扩军,扩军后要维持一支近代军队的战力,一项基础就是继续保持司卫时代的文书作业,由此进行组织管理,这就要求十来万陆海军官兵都得粗通文墨。而要办到这一点,要做的就不止是招募穷酸读书人进军队,让他们教导官兵那么简单。
为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官兵能读会写的目标,推行简体字是最佳选择,因此在军队里,文字另有面目,被称为“军文”。
国家形势跟军队不同,国中教育体系正稳步推进,白城学院的道党也刚刚出笼,一国读书人的新气象还没完全凝聚成形,迫切姓也不高,短期之内,李肆并没有在国中推行简体字的打算。
可没想到,历史的洪流却已浩浩荡荡冲开了堤坝,自己拐上了这一条道路。
李肆其实该想到的,“简字运动”早早登场,不过是他拧开东西两院这个水龙头后的连锁反应。
西院人少,成分简单,可以不提。东院为照顾一国民人,能让他们在金融事上发声,院事位置相对较多,设有一百六十个,基本是按二十万比一的人头来算的。
即便加了在当地居满三年,年税满十两,生员、县学毕业或经县学考试认可等限制条件,有资格参与推选的民人也有数十万。
此时这一国人心还未蜕变,没看透东院的本质,只将其当作御史台、都察院那一类的衙门。听说只要有足够的人推选,就能当官,就能在一国金融事上出声,不仅这数十万人动了起来,还有更多没什么文化的乡绅也动了心思。
大字不识就去搅和国政,为民出声自是说不过去,但将这些地方上最活跃的人丢在一边也不合适,因此朝堂开列推选资格时,在第三条里留了个后门,在县学组织“文化资格”考试,通过考试就有资格。
这个后门惹出无数麻烦,文部由此而多了一条发财路子,都察院由此业绩大涨,而乡绅们除了行贿之外,也因为考试必须要留卷底,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书认字。
从年底开始,地方补学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书先生们为在最快时间里教给这些学生最多东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军文”,反正朝廷没说不能用这种简化了不少的文字。
这事在各个层面都引发了纷争,文部、都察院、地方县府,有赞同有反对的,理由也都很充足。
反对的人认为,文以载道,字亦如人,减削字体,就如剃发易服,是损华夏传承。
赞同的人认为,从甲骨文、金文到篆文,再到隶书以及唐宋而下的楷书,现今用字本就是一路变下来的,这就是华夏传承的一部分。今曰再有所变,也是顺应时势,这跟强行改了异族面目的剃发易服完全不是一码事。
各方官司打到李肆面前,反对的自然是文人士子,赞同的多是商贾军人,李肆自己也没了主意,他觉得两方都有道理。
这事他找到段宏时,听说是这事,老头拉上了陈元龙一同讨论,李肆还以为老头肯定会反对,毕竟那陈元龙是腐儒出身。
却不料陈元龙开口就道:“这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是怎么变的问题。”
这一句话就显出了水平,让李肆肃然起敬。
陈元龙出身海宁陈家,学问满腹,他说,历朝文字都在变,尽管明清已变化不大,之前北有《康熙字典》,南有《英华字典》,也对大多数字作了规范,但民间所用文字还是有很多约定俗成的简化,常用之字更是越来越简。
眼下这股简字风潮,不止源自军文,还来自“商文”。商人越来越活跃,来往信息也越来越多,用字也在自己简化。即便没有东院推选之风,标准不一的简体字也会在商界普及。
陈元龙看过“军文”,他觉得有些字简化得不错,有些字却值得商榷,总结而言,这不是文字要不要变的问题,而是怎么变,既能便利,又能不失汉字本意的问题。
李肆有些汗颜,军文大部分是他在教导司卫时弄出来的,有些字用他前世的简体字,有些字则没变,毕竟他融合了“李四”的记忆,对这个时代的文字也没什么疏离。
陈元龙道:“像‘變’简为‘变’,这很好,前者意形都很繁,易认难写。可‘親’若是成了‘亲’,少了见,就失了这一字定于人的本意。“導”变成‘导’,就少了此字最重的‘道’,这已是减削过度了啊。”
段宏时道:“军文是应急而成,着眼点就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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