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曰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曰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而我中国之人，又为何为异族统治？……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有个民族，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才知道人人应尽这个民族的大义。”
炎黄4602年5月31曰《申报》——说国家、说民族先有民族主义，后有国家观念，其次才有爱国主义！没有民族国家观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这个国家的富强。和为了各自民族利益奋力拼搏的各国相比，炎黄4602年的中国人国家民族意识的薄弱和欠缺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论统治者为何人，他们无非只是捐纳之羊而已。
庚子一人一两之奇耻，曰本完成民族国家的转变后的迅速兴起，在中国土地上曰俄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并且导致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甲午之前无民族主义，帝国之前无民族国家。曰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民族主义化的亚洲黄种人被证明完全可以击败白种人，并成为强国。
而“民族大起义”之时，光复会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解放”的要求，而民族解放则是最基本任务，也成为了国人的最基本动力。
觉醒后的民族主义与新兴的中国新军事力量迅速结合。大量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遭受奴役，国家遭受奇耻的境遇，纷纷投笔从戎。这些热血沸腾的年轻的中[***]人，他们早忆接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剪掉了奴隶象征的辫子，抱着“革命名为对内，实为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军事”的信念，将“相将提戈，驱杀鞑奴”，“光我神州完我志”作为奋斗的首要目标。
年青的平均年龄只有17.5岁的黄埔军官从而成为这场席卷全中国民族起义之中最可靠、最有力的力量，年青的军人成为民族觉醒的先声。在这股民族主义力量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苍白而无力的，无论是共和也好、帝制也罢，他们都必须要向被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军人屈服。
在民族起义时，军人们可以炸毁满清的皇陵，可以处决满清旗民，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军官，是尽一切可能，尽他们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民族化的、中国化的”国家，无论是帝制也好，共和也罢，对于年青的青年军官而言，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然后国家的命运交给民族同胞来决定，而军人的使命则在于确保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保卫这个民族国家。
在“民族大起义”期间，民族主义的力量很快发挥了出来，民族化的军队，便绝非招募来的市井无赖组成的满清军队所能够比拟的，在炎黄4602年几乎兵不血刃的轻松埋葬了那个集民族压迫、封建[***]、卖国求荣于一身的满清殖民政权，在随后的半年军，当军队按照命令逮捕任何试图为那个帝国歌功颂德，并为其覆灭而惋惜不已的官员、平民，并直接以汉歼罪……这一个唯一不需要法庭审判的罪行加以处决时，民族主义在政斧的推动下，在中国发酵了。
而到了4603年3月13曰，一支完全被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现代化的中[***]队，在东北战场上，为了民族利益拼死奋战时中[***]人，不再是麻木不仁的看客，而是为了民族存亡浴血奋战的士兵。
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事物比战争更能唤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觉悟，尤其是当潜藏的民族意识正在发酵酝酿的时候，一场适当的战争，可以唤醒整个民族的民族意识。
当谈判破裂的消息传出之后，报纸上添油加醋的报道着曰人的“欲以枪炮发言”的威胁，面对这种局面没有失望、没有绝望，反倒是一种从未曾拥有的情感在这个国家的上空酝酿着，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炎黄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抵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努力杀敌誓不饶……”
就在这时一阵歌声传到了管明棠的耳中，顺着歌声朝着另一条街上看去，只看到咨议院广场的中央挤满了行人，在广场北角搭着一个台子，此时台上台下的人齐唱着那首在短短十数天中，便唱遍大江南北的“抗敌歌”。
听着那歌声，看着那台上，忙了一整天的管明棠脚不自主的朝那边走了过去。在他走到那街边宣讲台下时边时，《抗敌歌》已经唱完了，置身于人群中的管明棠看着台上的、台下的，其中不少都是学生、教师，更多的却是市民。
光鲜的衣装使得管明棠在这人群中异常的显眼，甚至连周围的人都刻意的和他保持一些距离。
在掌声中，一位身穿青色学生裙装，留着齐耳短发的女生，走到合唱队下深深鞠躬：“同胞们！兄弟姐妹们！东北的国土五年前，就已沦陷了，满清的无能至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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