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这个年代，一个国家之所以强大，其组成部分也与古时愈发不同，在往后的年代，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有多少钱，也不在于有多少兵力。
而国民意识逐渐成为一个强国的显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气运如何，与国民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国民人心涣散，毫无信仰，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就是非常垃圾的，公共业力层以败业为多。
一个人民被一个家族或一个集团疯狂压榨的国家，是不会去想着发展什么民族意识的，反而是采取压制的政策，因为他们的统治在民族意识复苏之后将不堪一击。
而像曰本那样的国家，他们也是靠疯狂压榨人民而发动战争，但他们不是某个家族或某个集团以谋取私利的目的去压榨，他们为的是扩张的理想，他们的人民就算过得不太好，但很多时候依旧支持政斧，而他们支持政斧的原因则是在于极端的民族意识。
这就是其中的不同之处，一个不允许发展民族意识，而另一个却是得靠民族意识而维持，这只在于是为公为私的问题。
人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将他们身上剥夺的利益用在他们认可的地方，他们依旧会支持政斧。
此时的华东七省已经发展出了民族意识，而政斧并非靠疯狂压榨人民而生存，因此民心凝聚之强，古来未有。
且民智渐开，国民素质不断提高，正渐渐向着世界强国的方向迈进。
相比之下，袁世凯的北洋政斧的人心则有点乱，随着中国各省多华东政斧的认识的逐步加强，并且华东政斧所取得的成绩此时也越来越好，人心显得有些躁动。
特别是前来华东求学的学子越来越多，一些回到北洋治下的省份后，对北洋的各种行为愈加不满。
所谓货比三家，此时中国各省同样在对比北洋与华东的不同，华东此时经济、军事飞速发展，在社会福利上更是开始赶超各列强。
袁世凯在这个时候不顾有一个华东政斧的存在而称帝，因为他现在已经57岁了，袁家男人皆活不过60岁，袁世凯深怕他不用几年，也许就是几个月后甚至是几天后就名赴黄泉，他已经座上总统宝座了啊！可却没几天可活了。
没钱人死了就死了，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而那些有钱人，死的时候眼睛还睁得大大的，那么多钱都带不走啊！他们还没享受够就这么死了啊！
袁世凯显然就属于后者，他希望借助称帝，以龙气加身，来延长他的姓命，这种说法很迷信，但也不尽然，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些人完全相信，一些人完全不相信，一些人则能洞察其中玄妙，即相信有这种现象，但却不相信还会出现，因为此时已经过了某种特殊的历史时期。
就好比驯养一条狗，起初让狗去把一个东西咬回来，自然要给点甜头。等狗养成这个习惯只后，就不用给甜头了，不把东西咬回来反而要挨顿打。
当皇帝能长命，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确是有的，袁世凯相信这种说法只是太盲目了一些。
另外袁家大公子袁克定去找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说他有四十年的皇帝命，因此竭力怂恿袁世凯称帝。
也许两者皆有，才让袁世凯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袁世凯称帝让很多人愕然不已，上次梁启超去见袁世凯，袁世凯对梁启超说：“我是做一世皇帝而断子绝孙呢？还是做万代皇帝而福荫子孙呢？”
梁启超当时怔住不知该如何回答，袁世凯又对他说：“我有十几个儿子，任公最善知人，代我选一个可做皇帝的，不至连累掘我祖坟者，我再称帝。”
袁世凯的意思是说，我那十几个儿子里没一个能当皇帝的，老大是个残废，老二是个名士，老三是个流氓，其他的就更不成气候了。
但现在想来，袁世凯当时的一番话，其实说得很笼统。他没说称帝不称帝，反而表露出强烈的称帝yù_wàng，只是说有所顾虑罢了。
但反复的听袁世凯这话，貌似两者意思都可以解释得过去，可谓是空话中的空话，套话中的套话。
梁启超反应过来后愤然不已，南下来到杭州邮电局，与已到达云南的首席大弟子蔡锷联络。
杭州邮电局设施齐全，电报、邮寄等服务项目齐全。
梁启超作为当代大文豪，又是共和派领袖，用个无线电还是没问题的，就算是在华东政斧，他同样拥有不错的人脉。
像章太炎与梁启超就有些交情，虽然不深，但通过关系借用个无线电台还是没问题的，夏钧对此没表态，却是放任梁启超与蔡锷联系，并且还让人给他配备了一个专门的电报室。
此时中国的电报技术大有发展，华东自治政斧已经将无线电台在各省普及开来，不再像辛亥革命之时，一封电报还延误个七八天。
夏钧却是等着看好戏，对袁世凯称帝一事没有任何的表态，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事一样，而华东七省舆论却是闹翻天了。
报界开始对袁世凯大加攻讦，那些之前支持帝制的报纸依旧坚守着阵地，但他们认为袁世凯不配做中国皇帝，是对国人人格的一种侮辱，并强烈要求下台。
华东自治政斧此时却是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各部门都是一律缄口不言帝制之事。
而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则对时局的变化失望无比，枉他们之前在报纸上给袁世凯大造舆论，还给袁世凯进献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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