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是中华帝国最后的准备阶段，各项建设计划在国民众志成城的热情下，大多超前完成。
内陆交通环境在1924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内陆各省份的铁路主干道基本上建成，同时在铁路支线方面，地方政斧也在组织民间资本进行修筑。
自民国到中华帝国，自辛亥革命到1924年的13年中，中华帝国已经陆续建成了15万公里的铁路。
其建设速度之快，简直骇人听闻。
基本上是全民修路，而资金大多都是中华帝国向银行贷款修建，同样有一部分是募集铁路债券修筑，还有一部分是民间资本修筑。
但大部分都是政斧出资。
此时中华帝国政斧，已经是负债累累了，但政斧却依旧能够坚持下去，因为政斧能够发行钞票。
但负债是客观的事实。
对于这些债务，中华帝国政斧是有信心还掉的，因为此时欠债的是政斧，而国民还未进行大规模的透支消费。
一旦国民进行透支消费，那么铁路系统就能源源不断的收到效益，那么还清这些债务是很轻松的。
等国民消费透支到一定程度时，中华帝国也通过繁荣时期的铁路运营的利益将债务还得七七八八。
就算是还不掉也没关系，等国民透支消费到一定程度，国民就欠银行很多钱，到时候经济一崩溃，等于是国民欠政斧很多钱，政斧可以用这些透支掉的钱，来建设一些收益小于投入，但却又不得不建的工程，或者直接和其他国家开战，到时候这点债务不算什么。
纵观中华帝国经济发展，前期是政斧在透支消费，把大量的钱投入到基础建设之中去，从而给国民创造大量的就业。
这种模式理论上可以无限持久，只要通过不断的发行钞票就行了。
这也是后世中国所采取的一种模式，但这适用于初期，当建设到一定程度时，政斧就要发行大量的钞票来维持运转了，也就是增加铸币税。
但中华帝国此时并未增收太多铸币税，而是向银行借钱来建设工程，银行的钱是从国民储蓄中的钱抽出来的。
尽管银行的钱进进出出，一百块钱甚至可以反复贷款给一百个人，但毕竟是有个限度的，随着经济的增长，银行准备金也是要不断的增加的。而且银行不是只把钱贷给政斧，还有投资商及国民贷款等等。
因此到了1924年底，中华帝国中央政斧已经无力维持这样的透支建设政策了，就算是1924年，帝国中央政斧已经不得不增发50亚元的铸币税来维持这样的透支建设政策，总的来说，已经很勉强了。
这时候，接力棒要递给国民消费了，否则经济将会崩溃。如果要维持不崩溃，只能大量增发铸币税，或者让国民消费继续带动经济。
中华帝国的计划，就是将接力棒交给国民消费。
两者都要发行大量的钞票，但这是有所区别的。
国家发行铸币税，等于是印票子给政斧花，那么这些钱等于是直接从国民口袋里掏，这等于是‘无差别攻击’。
而贷款给国民消费，等于是印票子给国民花，国民口袋里的票子虽然会同样贬值，但他们手上有银行贷款给他们的票子，而这些票子造成了大量的商业活动，使得市场变得非常繁荣，这样企业也就要扩大员工数量，也就拉动了就业岗位，大量的就业岗位使得整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工作，而这时就算是票子贬值了，但他们的工作酬劳同样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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