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张庆元正在与何舜清商量对九六公债的垫款问题。
何舜清抬了一下手指，只说了一个字：“念。”
杜民发没有照办，只是将电报举到何舜清眼跟前。
何舜清站着，而张庆元坐着，电报背面向他。而且，汉口的事情还没汇报给他。是以张庆元并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什么事？一个两个都成了木头。”
“萧耀南带着他的手下，在汉口分行放了两枪，强迫副行长交出库存。”何舜清一脸沉重，将电报轻轻放在了桌子上。
刚刚经历过军饷风波的张庆元，心中怒气尚未完全消除，又来了这样一个消息，盛怒之下将手中的钢笔狠狠一丢。弹出的笔帽飞到半空，在白墙上砸出了一个小坑后，才落下。
何舜清在身后摆摆手，示意杜民发出去，紧接着自己也跟在后面，将办公室的门带上之后。张庆元已经这样了，他就必须忍耐住，不能两个人同时情绪化。
“先报给董事会。”何舜清说着，手托着脑袋想了一下，这才继续说道，“再拟一份申明，态度要不卑不亢，呼吁一下湖北方面……”
话还未说完，余怒未消的张庆元隔着门大吼道：“报什么报，单方面恪守程序有什么用？！去报社登一份紧急公开信，就说中行董事会代表全体董事、全体行员，求求他萧耀南了，请他把钱换回来！”
“全体行员……”杜民发记到这里时，为难地搔了一下头皮，望着何舜清求助。
“气话都分不出来吗？”何舜清的语气同样不受控地变得有些烦躁，“全体董事即可。”说完，闭着眼猛地摆了几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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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这次风波，成了压垮中行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知道自己需要改变，但同时也要等到一个时机。
次年七月，广东传来了北伐军的消息，这一天终于来了。
此时，张庆元接到一封家书，他的母亲得了重病，希望能见上儿子一面。于私来说，这是坏事，却给了公事上极大的便利，以此为由去了一趟上海的张庆元，很快就带回了好消息。国民党方面向他承诺，各路北伐军所到之处，一律对中行实行保护。
随着立场的转移，股东总会很快做出决定，派张庆元到上海主持南方事务。为了不引起北京临时z府的怀疑，张庆元决定只带一名秘书同行。而妻女都在上海的何舜清自然又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
宋玉芳从得到消息起，就一直在为新家而忙碌。
等到了团聚的那一天，她抱着女儿等在火车站。
虽有半年未见，但感到工作有了新希望的何舜清，却比最后一次相见时显得更加意气风发。
宋玉芳抱着孩子一下扑到了丈夫的怀里，可她只管表达着自己对于重逢的激动，却忘了孩子对这些事情几乎没有多大的概念，反而因为挤得不舒服而小声哼哼起来。
何舜清忙收干眼中的泪水，往后退了一小步。长时间的分离，使得他面对女儿时添了许多的无措。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年就会长大许多，大到让人有些不敢认，而一年也足够模糊她对许多人的印象。
“叫爸爸呀。”宋玉芳有些着急地催促起来，她从知道家人能团聚的第一天起就在教孩子开口，但到了关键的一刻才知道，如果不常陪着孩子，废再多口舌也是徒劳的。
何舜清脸上自然挂了一点失望，也有些许的愧疚。抬起手，又不敢真的去摸孩子的脸。她的眼神那么疑惑，也许她正在奇怪，定在墙上永远不动的人，怎么忽然会说话了。
宋玉芳便想法子安慰丈夫：“过两天就好了，我去南京接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住到第三天才好起来的。”
“知道，瞧你这样子，难道我还会为难自己的孩子吗？”何舜清点头微笑着，心里却不由去想，当初送孩子去南京时也是这样的，这么小的孩子总是被迫去适应陌生的环境，作为父母是有亏欠的，但也是无奈之举。惟愿从今以后，再也不用骨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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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百姓对于军阀间永无休止的纷争，早已心生厌倦，再加上银行财团的看好，北伐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至民国十六年四月已挺进上海。
中行总处也开始有计划地前往上海。最初只有张庆元与何舜清两人前来时，分行二楼腾出了一间面积不小的办公室，现在却因为不断地有同事加入，显得有些拥挤了。
为了给其他同事腾出一些空间，何舜清跟张庆元暂时共用一张办公桌，这倒省了许多事情。有什么问题，一抬头就能交流。
“蒋介石向上海商业联合会借款三百万，银行公会的意思是，公会负担两百万，剩余的就按各家银行发行额比例来分担。那样算下来，我们应该承担六十万。”何舜清说着，在心里算了一下，“如果马上要提，可也可以，就是一旦提走，总处的账上又紧紧巴巴的了。”
张庆元没有首先想到这些，而是关心起用途来了：“这三百万的用途……以现在的局势来看，办什么事需要花这么多钱？”
何舜清摇着头道：“详细情况问不出来，如果要我来猜测，应该是用于战后保障吧。”
张庆元又问：“单用于上海，还是？”
“用途就已经很模糊了，细节更是没有提起。这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战时因为情况紧急，临时征用可以不问去向。不过以现在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特事特办了，还是要讲点规矩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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