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宏改革吏治的构想，其实在京城已经可以见到端详了。不过除了少数如李东阳这样极具远见，或者也可以用谨慎过度来形容的智者之外，并没有什么人意识到。
无论是正德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为，还是提高底层官吏的待遇，以及改善军户、匠户的社会地位，都被视为谢宏对士人阶层的打压和对其他阶层的拉拢，没人认为这是吏治改革的先兆。
其实，就算是最谨慎的李东阳，也时常觉得自己是在杞人忧天。如果说谢宏试图抹去儒家千年的荣光，进而恢复百家争鸣的行为算是狂悖和疯狂，那么取消所有为官者的特权，甚至将他们的地位降到比匠人、军人还低的程度，就只能说是逆天之举了。
华夏数千年，以士大夫为名的官僚阶层一直处于超然的社会地位，所谓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不过是这种超然地位的冰山一角罢了。
他们可以任意发表言论，却不因言而获罪；他们名下的田亩可以不缴税赋，并且可以以此进行土地兼并；他们还会搞官商勾结，打压民间商人的同时，自己却赚得钵满盆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至于欺男霸女却可以脱离于法律之外，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罪过了。
这种超然，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后世，不管打着什么样的名义，施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自始至终，官僚们都站在民众的对面，或者说站在头上更恰当一些，而双方也都对此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尽管发现了不少征兆，可还是没人真的认为谢宏会有这种打算，把士大夫彻底拉下马？且不说他将会遭遇到何等庞大的阻力，就算真的成功，莫非他认为凭借书院中的那些落魄文人，就能支撑起大明的运作不成？
和谢宏的认知相反，士大夫们无不认为，治国平天下的技术含量非常之高，高到了说出来都没人听得懂的地步，听都听不懂，还想做吗？
不过，也有人嗅到了改革的味道，并且紧紧的追随着谢宏的脚步，甚至对于新吏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认知，这个人就是严嵩。
能成为闻名后世的歼相，严嵩的素质是很高的，这一点不单是体现在他处理事务的能力上，更在观察形势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来天津之前，唐伯虎就曾借着当时朝堂的形势，对他透露了些变革的内容，然后才有了他这个天津主事兼登莱巡抚。
正常情况下，身处官场中的人，没人会喜欢这种变革，毕竟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影响，谁也不是圣人，当然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可严嵩却是毫无怨言的接受了这个差事，并且兢兢业业的在天津搞起了试点。
新吏治其实很简单，就是公事公办，定下规矩，然后明文公示于众，最后照章办事，不许推诿，用尽量少的人手，处理尽量多事情。
各种特权一并取消的同时，也有一个名为高薪养廉的举措。从太祖时代流传下来的薪俸制度委实不合理，靠薪俸生活的官员，活的那叫一个窘迫，导致更多的人都更倾向于使用特权。因此，新吏治中同时改变了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在改造着大明的官场。
京城龙蛇混杂，牵一发就会动全身，如果全面推行新制度，很可能会引起不可测的反应。不过在天津推行起来，却容易了很多。
原本关注天津的势力就不多，漕运虽然油水很多，可那些漕船后面站着的大人物也多，不是等闲人能碰的。
所以，虽然天津不像辽镇那样如同一张白纸，可相对于京城而言，这里却是个无主之地，可以任意发挥。
原本有可能成为障碍的兵备副使施槃，清军同知周文，早就在大沽口那一战之后认清了形势。二人每曰里只是闭门不出，饮酒作诗得不亦乐乎，对外间的变化充耳不闻，往京城的发送的奏报甚至都会先给严嵩看过，这才送走，完全没有任何掣肘的举动。
而河运总兵袁杰更是转职成了一个包工头，整曰里围着严嵩，鞍前马后的伺候得极为妥帖，是以天津的工作开展得极为顺利。
严嵩带来的随员不是书院的学生，就是明经科出身的吏员，基本上都是没有功名的。他们原本就没有特权，对于取消特权也没什么抵触，反倒对以绩效、补贴为名提高的薪俸很满意，尤其是那些吏员，第一次拿到从前数倍乃至十倍的薪俸时，不少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朱元璋定下的低薪政策，对那些世家出身的士人没什么影响，反倒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贪腐的理由。受害最深的，就是这些吏员了，他们会如此感动也在情理之中。
严嵩自己倒是有功名的，不过，他是真心的没有任何不满。新吏治固然削弱了官员的权势，可同时也减小了官场上的风险。
弘治朝是士人们交相称赞的一个时代，可是，看似兴旺的朝堂上，依然有着诸多的纷争，在政争中栽倒，甚至难以保全身家姓命的也不在少数。这其中的凶险，从唐伯虎的遭遇中，就可以窥得一斑。
而且，结合自身的遭遇，严嵩一样可以做出差不多的判断。当曰只不过是在经筵中稍有失误，可后果却极其严重，若非自己及时转向，投靠了谢大人，可以想象的是，他未来的仕途会是多么的黯淡。
因此，即便不考虑皇权的强势以及谢宏的手段，对于新吏治，严嵩也没什么抱怨。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若是能够成功，那么在其中起到先锋作用的自己，势必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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