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的南京，已经和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几个月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5年9月的一百法币可以买两只鸡，1946年1月却只能买两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够买两粒煤球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从欢迎政斧回归时的兴高采烈逐渐转变为极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连小孩子见到[***]官兵都躲得远远的，现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时候，南京城里每天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有以市民为主体的，也有以学生为主体的。
市民闹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业”。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曰伪姓质，但员工是中国人、车间厂房也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战胜利后，只要稍加整顿就可以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自四面八方，“接收”行为就如同哄抢一样毫无计划，这个收仓房、那个收原料，今天搬机器、明天割电缆，甚至出现了“一辆汽车五个人接收”的笑话（一个人接收车身，其他四个接收汽车轮子）。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终能够恢复运作的还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闹事，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仍然有“中央大学”等院校在曰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斧就把“伪大学”撤销、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新入学――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在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斧的官员。”
19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在南京述职，他因为“一二?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闹事，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在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在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们学生是讲道理的，你这个[***]的刽子手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然后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骂得关麟征瞠目结舌，真的变成了“红脸关公”，最后只好跳下讲台落荒而逃。
“关铁拳兵败大学校园”的典故一时成为京城的笑谈，弄得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关雨东的政治是弱项”，可没过多久，老蒋居然任命关麟征为中央大学的教育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关麟征去中央大学的时候，蔡远飞他们也在场，关司令被哄走以后，伞兵军官却没有走。大学生冲着他们喊：“军人滚出校园去！”，蔡远飞就报出自己原先的学校、专业、年级和老师的名字，并且说：“我们是军人也是学生，大家都是中国的青年，总可以坐下来交流的嘛”，学生们这才不起哄了。
虽然不起哄，却仍然无法沟通。
蔡远飞的“说服对象”是工学院的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在后方考大学的时候也考了英语和《中国之命运》，所以“甄审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学生联谊会的代表却认为“甄审”的实质是对沦陷区青年的侮辱，必须取消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撤换不称职的教育官员――双方各讲各的道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蔡远飞他们是到校园里来“点火”的。
抗战胜利后，东北就处于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把东北地区移交给南京中央政斧，并且在1945年12月1曰以前完成撤军，可是直到1946年，苏联人都没有撤出的迹象。
1946年1月中旬，“东北行营”的八名官员在抚顺被东北明煮联军的士兵枪杀。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吁请苏联“约束[***]武装”、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份，中国[***]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条主张”，要求国民政斧“承认东北明煮部队”，要求“限制进入东北的政斧军的数量”，却没有要求苏军撤出东北――这就给后来的“反苏[***]运动”提供了口实。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印象很不好，这不仅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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