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继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另一方面又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曾国藩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一家之饥饱,而是为志为国为民。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装饰脸面之人,读书于他们不过是一纸文凭,一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是否有获得全不重要。
为了这些俗物而去读书的人,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把报国立志与读书相结合的人才是有建树的人。
曾国藩不是伟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亦如此实属不易。反观现在,有志向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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