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e)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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