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不图雕花镂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两百银子。”
别说古人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就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坐吃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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