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qín_shòu，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是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lún_lǐ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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