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挥一挥衣袖就走了，陆小曼与王赓的故事还没完。
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役，粤系的十九路军和中央系的第五路军在上海与日军苦战三十余天后，忽然匆匆退出淞沪，撤至第二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三月一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
然而民间却流传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认为在南市一带负责指挥的王赓旅长，急着要到礼查饭店会晤他的前妻陆小曼，而且带着军用地图就撞入了“公共租界”，结果被跟踪而来的日本特务当场活捉。军用地图的机密为日军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
对此，著名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中提及：“敌增加兵力后，我军召开军事会议。王赓以税警团旅长身份与会，散会后王取去十九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当时在会场上散发的）。王当晚跑到租界，被日军侦知，将王‘逮捕’，搜去该项军事文件。第二天，日本报纸吹嘘俘虏十九路军旅长王赓云云……当时上海戏剧、文化界曾编排‘王赓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谴责那些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
“王赓献地图”闹得满城风雨，北平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以“五石”的笔名写了一首《后鸳湖曲》，载于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报》，大大讥刺王赓为了和陆小曼幽会而丢失地图之事，全诗颇长，最后几句云：一月拒倭方雪耻，忽然退走东南倾。退兵只为舆图失，虚实安能教敌悉。却向香巢访玉人，未防鹰隼攫来痰。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
俨然把陆小曼当红颜祸水，一时间，举国上下讽刺如潮，又将陆小曼推到风口浪尖上。
王赓自从跟陆小曼离婚后，一直不得志。他先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参谋长，孙传芳被北伐军打垮后，又转投唐生智，可惜这些军阀都是拿王赓充门面，并未重用。1930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成立税警总团，用于缉私征税，因为宋是留美出身，所聘指挥官都有美国军校背景，税警团严格按照西式军制演练，很快成了一支强悍的部队。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为了抗拒日本军人和浪人的横蛮侵略，在闸北地区跟他们打起来了，警卫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都赶过来支持。在上海的税警团闻风而动，编制该为隶属八十八师的独立旅，王赓任旅长。
中日部队交战一个多月后，一天傍晚，王赓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过了外白渡桥，进入公共租界，随即被日本特务逮住。传说王赓随身带有守军战线配置的地图和文件，一并落人了日军手中。
王赓为何在战事焦灼的时候离开呢？
对于这件事，后来陆小曼在1961年写了文章澄清。她说当时外界谣传她避难于礼查饭店，但其实她因病缠绵床笫，已在四明村卧病好几个月。她说王赓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去，是要找他在西点军校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位炮手，请教为什么由他指挥打向日本总司令部的炮，老是因为一点小差错而不能命中目标的问题。此行并非私会陆小曼，“却向香巢访玉人”完全是污蔑。
陆小曼说：“……因为当时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赓的主要目的，是想让捕房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来，因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紧文件，不能落在日军手内。……捕房内的中国人就答应将皮包代为保藏。外界流传的带了作战地图去投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没有几夫，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所以外边的流言便更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国领事馆向日军将他要了出来，由中国政府加以监禁、审讯。由于各种的证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证件，才算查清了这件案子，始予释放。”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也曾谈道：“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有许多将领，尤其是广东将领在战场上打得疲乏的时候，常常溜到租界里去享受一番，这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认为日本军队不会在租界里采取任何激烈行动，王赓便是抱着这种心理的一个人……外面人说（劫去的）皮包里有军事地图，可是据军事方面有关人说，皮包里只有一本支票和若干名单，并无军事地图。真相如何，自然我们无法确定，说他去献地图是决不会的，假定他要出卖军事秘密，在当时租界里有的是门路，决不会做得这样笨。至于他的行动不检点，敢于如此的轻举妄动，真是绝无可恕。”
罗家伦认为王赓到公共租界去的动机是“贪图享受”，与陆小曼的说法有所不同，但据莫雄（时为税警团总参议，王赓出事后接总团长）在《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一文说，王赓此行之前曾与宋子文密谈过，可能是肩负某项重大使命，而非如传言所说是去“跳舞”或与小曼重拾旧欢。莫雄还说，王赓回到总团后，在寝室内清出大堆军事绝密文件，如我军作战方案、比例图，敌我双方的兵力配置图等，悉数交给他“保管使用”，并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回访“西点军校”同学。莫雄问何事，王答“过两天你会明白”，坚不吐实。
可惜众口铄金，当时对“王赓献地图”可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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