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徐悲鸿事业上如日中天，已经历了两段婚姻。
1911年，徐悲鸿刚满16周岁，在江苏宜兴屺桥镇和当地一位农村姑娘牵着手走进洞房。次年，17岁的徐悲鸿做了父亲，儿子“劫生”之名，暗含“遭劫而生”之意，表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后改“吉生”，一字之差，意思完全反了过来。1917年3月，他的第一位夫人在老家病逝。次年，儿子吉生也因患天花而夭折。1916年，在上海同乡前辈蒋梅笙家，他结识蒋家二小姐蒋棠珍。1917年春，徐悲鸿与蒋棠珍私定终生，并把她的名字改为“碧微”。5月，徐悲鸿和蒋碧微登上日本博爱丸轮船，由上海私奔至日本。这件事在徐悲鸿成为名家之后，在那个时代被益为争取爱情自由的美谈。1927年12月26日，他们的大儿子阳阳在上海出世，1929年11月20日，小女儿丽丽生于南京。
与蒋碧微相识到孩子出世，夫妻两人经过了十五个年头，火一样的激情被磨灭，甜蜜的感情被冲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孙多慈带着自己的纯真稚嫩的微笑，闯进了徐悲鸿的生活。
说不上是谁对谁错。简简单单，就是一种天意。
大部分的故事都发生在徐悲鸿的专用画室里。
孙多慈看书入神的时候，徐悲鸿反歇笔，偷偷的仔细打量对面的这位小女生；这个时候，徐悲鸿一门心思在思考用什么样的词汇形容面前这个让自己心动的女生，冰清玉洁？内秀如玉？柔情似水？
同时徐悲鸿也会反思自己，有时候想到自己的年龄，自己都忍不住苦笑。都已经是快到不惑之年的人了，哪里来的年轻人那种冲动。至于表白，他仔细地想过，幻想过在什么样的场景里去说那些话，会不会惊吓到心中的精灵，又或者孙多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万一破坏了自己在孙多慈心中的想象，自己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总是让他煎熬，犹豫，始终没有说出口。但是，爱情这种东西没有任何道理可言，逃避永远不是解决的办法，总有需要面对的一天。
徐悲鸿大师也想过自己的家庭，想过自己的孩子，也想过因为知道自己和孙多慈走得比较近，妻子蒋碧微一脸怨气的影子。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他这样的名人，对于他这样当年就充满传奇婚恋的名人，当真有必要再来一次改变？
徐悲鸿给挚友舒新城的信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
“新城兄，我必须向你坦白，对于我，这个爱，如闪电如雷鸣，已经降临到我身上了。我对孙多慈，已经明显有恋爱的倾向，现在唯一着急的，就是不知道孙多慈对我有没有‘爱’的态度。但愿她不是把我当老师，也不是把我当兄长啊！”这个时候的徐悲鸿肯定是心乱如麻，仿佛打翻了五味瓶，说不上来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从自己孩子眼睛里的懵懂，还有妻子的面容，他确实需要快刀斩乱麻，彻底了结隐藏在内心对孙多慈并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的炙热情感，但是……徐悲鸿的本心又不停地告诉他，不要违背自己本心的意愿，他无法回避孙多慈那双忧郁而质朴的眼睛。
两者相比，一个是普通中年男子的平淡感情生活；而另外一个，是浪漫、温情理想的伴侣。如何取舍，他真的难作决定。有些爱情，来的时候，悄无声息。甚至，当事人也浑然不觉。还是在外人的提醒下，才蓦然发觉，以至于受到惊吓。
徐悲鸿与孙多慈就是这样，他们相互吸引，越走越近。
张建初先生在《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里说，徐悲鸿为孙多慈画的肖像素描居然用时一周，一个美术教授画一张普通的素描需要一个星期吗？不知道这个时间他从哪里认定的，如果真是这样，在那个时候，爱情就已经滋生了。这其实是有旁证的。1930年11月底，徐悲鸿的好友舒新城来拜访他，回旅馆给女朋友刘济群写了一封信，“昨天徐悲鸿约我去其家闲谈，适见其正在为某女画像，看其行动，似正在走入恋爱之途”。好朋友的直觉很准确。
徐悲鸿在向好友舒新城披露内心的隐情的信件中更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自己对孙多慈的感情。信中开笔直抒心中难以言说的隐情：“新城吾兄惠鉴，明日太太入都矣。小诗一章写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信中的太太，是指他的妻子蒋碧微，人都指国民党首都南京。太太人都，何必大惊小怪？在徐氏隔年致中华书局的另一友人吴廉铭的信中有如下一句话，似乎可以理解为：“太太今日下午后来，天下从此多事。”大惊小怪的起因是“天下从此多事”。所以他要赶在多事的太太回都前，将小诗一章写奉老友。
懂得男女之事的明眼人看了就知道这首诗属于兄弟之间对极度暖昧之事的诉苦。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铁哥们儿即使到死也是烂在肚子里的话儿。可是徐悲鸿不准备说给人听，却又拿出来向朋友表明自己内心的苦闷，可见其内心所受的煎熬有多深，甚至可以拿出来对兄弟说。
那究竟是什么诗这么神秘，诗曰：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如果舒新城不作注解，换做任何人不结合事件，都会莫名其妙不明所以。可徐悲鸿的好友舒新城回信中也写了两句诗，于是两两对应，就有了承前启后的因为所以。舒新城的诗是：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看，谜底就在“台城路”上，一个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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