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也这样,会上有位呼吁停止银行跨行收费的黄细花代表,这事她从广东两会一直追到全国两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较真。
她半开玩笑说:“还不都是让你们媒体给逼的。”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
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
全场皆惊。
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
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
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
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二〇一〇年二月五日上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对陈坤志涉黑案进行宣判。警车押运陈坤志驶入法院,被告家属和市民在门口观望。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情直接发表评论。“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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