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点心酸。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看片会上，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该剧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战时国民党的将领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可下面的士兵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一个一个采访，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父亲说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采访后，才发现这些国民党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地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会上有观众发言，很动感情。
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
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
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
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
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
喜欢看见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