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姐姐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领导看了有点担心，说这样的片子会不会太灰色，干脆让他们回来吧。”但她没有转告我们，也不干预，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最终从片子里流淌出来，审片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台长都哭了”。
当时来不及想这些，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你去睡会儿吧。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这期让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当时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问他：“你觉得这声音行么？”
他还在沉吟。
我说：“你不让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满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点，把催我领邮件的单子揉成一团扔到垃圾袋，洗一遍卫生间，洁厕灵溅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袋子里的东西——望远镜、电筒、头灯、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脸的时候我看到发际线和脸上的颜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卖吃，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道，在序言里他写道：“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窗外小区门口，人们刚刚打完球回来，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回来后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他说，“我会去看电影，去见朋友，可几天后，我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寻找可以前去报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道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
他说：“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即使不听，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内心深处。”
节目播出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导演打电话来说“安排让你朗诵一首诗”，就要跟我谈论内容。
我打断她：“不，不朗诵。”
她有点意外：“这可是念给大地震的。”
“我是个记者，不适合念诗。”
她还继续说。
“我知道这诗很好，这事也很好，”我说，“只是我不适合，您找别人吧。”
我并不反对诗，也不反对朗诵，我只是不喜欢被“安排”的感情。
我采访过一个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只能看到脸，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眼睛睁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绝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
但她画了自己，她说“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第二年，还去不去杨柳坪做回访？罗陈做完前期回来有些犹豫：“村子里没发生什么事。”
“那就好。”我说，“就拍没事吧。”
“不过叶哥叶嫂没怀上孩子。”
嗯，这就是生活。
去的时候是清明，钴蓝色群山，中间有条缝子，一匹油菜花的金缎子泻下来，山里冷得扎人，还点着炭盆。我们每天跟大伙围着炭盆喝茶，还是那样，遇上什么就拍点，没有就不拍。男人们去帮着村里砍木头盖房，我给文超辅导功课，题答对了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帮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爷爷的耳朵更背了，我俩说不了话，脸贴脸对着镜头照个相玩儿。
鲜红的辛夷花刚开，落得漫山遍野都是，叶哥还穿着那件绿呢子军服，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镰刀砍掉，让蒜苗长起来，金光闪闪的花横七竖八倒了一地。正午山里静，只有群蜂在水洼边隐隐不绝的嗡嗡声，陈威把掉在茶水里的野蜜蜂用随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来，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它在太阳底下，歪斜了一会儿，抖一下，就飞走了。
日子就像胡适说的，“平淡而近自然”。
我们一起进北川县城，路侧都是烛火，两条火线，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曲山小学隔着条河，没法过去，离河最近的大石头上，一个中年女人坐着看对面，一动不动。
叶哥在卖纸钱的地方选了很久，选了红的，有奥特曼
喜欢看见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