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昨天梦到我女子，梦见她买了糖粒子，八十颗，问哪儿来的钱，她说是爸爸给的。”
我明白她。
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有人在边上对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泪掉进去”，把棺木关上了。
怎么会哭呢？我有什么资格哭？
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那里，青布的斜襟大袄，掖一只浅灰的手绢，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拉长一点，落下来，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小水滴四溅。
吃完了，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
哄我喝药时，药边总放一碗水，手里一粒话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药，她就先喂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里，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帮子，硬硬的还在。
长大一点之后，她的头发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个梳子别住她头发，毛巾铺在她肩膀上，拿小银剪把长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窝儿，那儿的头发特别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说“不要动不要动”，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读回来，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我吃东西，她给我捂着手，用山西话说“怎么老是冰淬的”。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她有时候自己也笑：“就是憨亲哩。”
她老了，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给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药，我在边上放一碗水，手里放一粒话梅糖，顶着她的额头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她叹口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
她九十岁时，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看着她。
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说：“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遗物，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皮，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手里攥一把黄土，天上白云流过。
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那个孩子会是新的，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离开杨柳坪的时候，罗陈说：“录个结束语吧。”
我们下了车，雨下得又轻又细，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梨花浅白，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我站在细雨中，说了最后一段话：“一年之后，我们重回杨柳坪，去年地震的时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经历了磨难和艰辛，正在生根发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的季节。”
做完这期节目，评奖的时候，夏骏在，他是以前“新闻调查”的老制片人，常敲打我。这次开会，到他发言评价节目，他顿了一下，说：“柴静是个漂亮姑娘。”
底下人笑声嘘声四起。
他接着说：“她自己也知道，所以老忘不了。”
我抬头看他。
“这次她忘了，所以节目好。这算她的成年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新闻调查”，没有去杨柳坪，同事们接着去了，不管是谁，记得就好。史努比说的，“记者”就是“记着”。
也有人说，该换个主题了，给观众一些新鲜感。
看《读库》，《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导演看了没兴趣，“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和爷爷。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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