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心里闷痛一下。
施泰纳的长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样的头发,又宽又红的脸膛,眼睛像牛犊一样柔和。之前,他是奥地利的运动员,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奥运会只得了第七名,赛后奥地利媒体形容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手,德国姑娘苏珊写信鼓励他,两人结婚后,施泰纳转入德国的俱乐部。妻子一直在攒钱,想来北京为他助威加油。奥运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车祸去世。
我说:“那个车祸发生之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叹气轻不可闻,说:“这个事情发生的三个星期之内……”他停了一小会儿,身体轻轻摇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之后我接受了治疗,运动是最好的治疗。我恨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恨是我的动力,去举起更多的重量。”
采访完,他说他害怕奥运结束前的这些天,因为他已经举起过世界上最沉的重量,无可再举,媒体散后,只剩他独自一人。我看着他摇摇摆摆离开,奥运村暮色四合,没人认识他,最亲近的人已不在世上,这是他的异国他乡。我叫住他,上前说:“能拥抱一下你吗?”他咧嘴笑了一下,给我一个熊抱。我说:“你不孤单,你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拍完我们传带子回台,得到通知,这个片子可能会在晚上播。九点钟,我两手撑着膝盖,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守着电视等,一直到夜里两点也没看到。
我从沙发上起身,坐到电脑前,msn上有红灯在闪,有位也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问我奥运做得怎么样。他之前不支持我去做这类报道,觉得跌了调查记者的份,他自己也离开了北京,避开奥运。
我回了一句:“没什么,只是没偷懒。”
他写了句奇怪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极端认真的蠢人。”红灯又闪一下,补了一句:“当然不是指你。”
我说指什么。
他说:“比如一个母亲,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祷,但是还是去世了,这不是愚昧么?”
我说:“这是爱。”
他说:“爱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说采访施泰纳时,他说为什么重返举重,因为他恨——他恨失去所爱。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么能力呢?所以他把愤怒都发泄在杠铃上,如果没有训练,他说自己会疯掉。
我说:“这愚蠢吗?我不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么就做吧,像达娜这样的运动员,只能参加女子一百米预赛,没人转播这种比赛,我和老王刻了两张dvd给她,就算一个中国电视台为她留下的纪念吧。我过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这么多天播不了,常规的发布会报道播了,也没打他的名字。
我跟后期沟通,他们说:“摄像都没打名字。”
我说:“这都不对。这是对所有摄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有点急了,人家也很无奈,问我:“那你的摄像叫什么?”
“他叫王忠新,忠诚的忠,新旧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还是没打上。
老王是篮球迷,奥运男篮小组赛中国对美国那天,我想让他看一场。但当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采访香港自行车运动员黄金宝。黄金宝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十九岁停止训练,两年后重返自行车时已是一个胖子推销员,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八月十六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点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他的教练姓沈,左腿装着假肢,最初没有经费,没有场地,只有这一个辞职的“肥仔”跟着他。他俩在云南的深山里练习,每天至少两百公里,他租辆破货车跟着徒弟,天热的时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烂的,血淋淋。愈合,又磨。
“没有人邀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队伍,我们只有两个人。深山里我就看到他一脚一脚地骑,我曾经想过,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渺茫吗?非常渺茫。想金牌?对,你想拿,但是这一脚脚踩能拿吗?如果拿不到的话,他还会有这个动力吗?”
天色已经稠蓝,摄像机需要重新调白,篮球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但师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我没法说“停”,我回头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弯着脖子调焦,粗壮的后颈晒得通红,背上像有块盐
碱地。
沈教练继续说:“这次奥运失败之后,我知道黄金宝的心里是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一脚一脚在那踩,陪着队友训练,示范自己的错误,说:‘你不要学我。’”
他站在场边看,想让黄金宝停下来,说你不要再蹬了。
但实在开不了口。
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雨牵着线一样从发尖往下淌,鞋湿了,踩下去里面有个水泡,“咕唧”一声。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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