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说想见见他，但他说没有精力，太疼了，短信写：“电视上看到你，瘦了。保重身体，人不要死不要进监狱不要进医院。”
过一阵子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手术完了，在深夜里好像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茬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我心里松快了，叮嘱他“你在病床上能写点就写点，回来好教育我”，他响亮地回了句“嗯呐”。
我当时想，就是嘛，这个人太爱生命了，不可能是他。
到了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他回说：“妹子，知道你在鼓励我。现在太虚弱了，口腔溃烂几乎不能说话。没别的事，就是疼。没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就是疼。”我心里难受，得多疼呢？
告别的时候，陈姐姐还是不哭不作声，只拉住陈虻的手不放。
过了一会儿，边上的医生轻声喊我。
我把她的手握住，又握住陈虻的手，把它们慢慢松开。
这一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和陈虻如此亲近。
最后一两年，我不再事事向他请教，有时还跟着别人谈几句他的弱点，认为这样就算独立了。他讲课也少了，新闻速度加快，大家都忙，业务总结的会少了。有时候碰见我，他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我最近讲课的心得”，我草草扫一眼，上面写“现场……话语权……”回家不知道收到什么地方。他也不管我：“你这个人靠语言是没用的，什么事都非得自己经过，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遇到过一次麻烦，他打电话来，一句安慰都没有，只说你要怎么怎么处理。
我赌气说无所谓。
他说：“是我把你找来的，我得对你负责。”
我冲口就顶回去了：“不用，我可以干别的。”
他没吭声。
后来我觉得这话刺痛了他，后悔是这个，难受是这个。
他最后一次参加部里的活动，聚餐吃饭，人声鼎沸。他一句话不说，埋头吃，我坐他侧对面，他披下来的长头发，一半都白了。
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跟着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车处。他停下脚，忽然问我：“二十几了？”
我笑：“三十了。”
他顿了一下：“老觉得你还二十三四，你来的时候是这个岁数，就老有那个印象。”
我看他有点感喟，就打个岔：“我变化大么？”
他端详我：“没变化。”
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还是有点变化的，宽厚点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话。
他看出来了，笑了一下：“嗐，就这么回事儿。”
手机响了，他挂着耳机线，一边接一边冲我挥了下手，拉开他开了十年的老车，车后边磕得掉了漆。
我转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机线上的话筒，又回身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应该快乐一点。”
凌晨两点半，我跟陈姐姐一起下楼。电梯开的时候，看到白岩松，对视一下，我出他进，都没说话。
他和陈虻，像两只大野兽，有相敬的对峙，也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大家谈起陈虻时，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陈虻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气力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后来岩松说，那天凌晨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他去陈虻的办公室坐了一夜。那个办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纸条写的是：“陈虻，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我去的时候，紧闭的大门外，已经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无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天色铁一样寒灰，酿着一场大雪。呼气都是白雾，没人搓手跺脚取暖。
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
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
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
我说不出话。
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
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
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围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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