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有。”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阴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