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咳，领导，这时候您来干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花，绷着身体忍受领导的
亲热。
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点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
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图片）
“要么六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我们五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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