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聚会的那天起，很多同学骂她……”
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写到苗苗时说：“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
他不说具体的事，我只好问他：“以你对苗苗的了解，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
他轻声说：“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闻到死”老鼠药。在周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被同学看到。“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每人服了两粒。老师在讲台上，没看到。
我吓了一跳，问小蔡：“然后呢？”
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那药是假的。”
这件事后，苗苗说她还是想死，小蔡说那咱们一起。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rǔ_fáng！”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儿，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着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〇〇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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