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炕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钱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
没人举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
“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头儿。
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水是黑色的，盖着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浓度超标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
风一过，青绿的大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杆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荡。
河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入了厂工作，回来拿细绵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有热水澡堂，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着搪瓷盆子冲着看门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蓝的，我妹是粉红的，好不得意。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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