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
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
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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