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就没人赞成军训么？那个谁，你进来，你说。”
那个谁把脚尖一踢，绷在空中：“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
领导拧身出门，把门一摔：“就这么定了，训练的就是服从。”
两天后，一群成年人穿着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老郝在枪上别朵野花，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半夜还要拉练，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后一堆，心一横等着来检查。
连长来了：“怎么没叠？”
我说：“不会。”
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
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到一个学校。
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
“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
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
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
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
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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