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
他想解开网。母亲冲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一群村里的孩子，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手里拿着剪刀。不知怎么“呼啦”一下进了院子，都盯着那只麻雀。
领头那个个子最大，说“这个好吃”，伸手就去够。
老陈一着急，把网剪破了，把鸟攥在手里，翻过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缠在脚爪上的黑色细网。一点一点。
小孩不耐烦，伸手来抓。他一扬手，鸟飞了。
这个细节，和他有点剃得太光的后脑勺，让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
他是农民，只上过六年学。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
二〇〇六年，我见到他。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满是灰尘的奥迪。他准备卖了它，成立个环保基金会。
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身后没人跟随。
村里人都说：“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
我问他们：“那这七年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
“没有的。”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我没写。”
“为什么？”
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
“那都是要钞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烟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陈法庆不就在做？”
小伙子插句话：“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闲事？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
“有他做就可以啦。”
所以他一个人做，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
陈法庆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
有次与《半边天》的张越聊起，她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郝劲松也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几乎是青的，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五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
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胁坐在“灰色地带”的黑人让座时，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坐在原位。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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