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
金庸
首先，我由衷感谢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主办这个会，感谢系主任laurelraadeline教授的支持，感谢研究生院副院长deanrodneytaylor代表科罗拉多大学所致的欢迎词和大学图书馆馆长deanjas的欢迎词，以及他们所做的各种协助。还要特别感谢此次会议的召集人葛浩文教授和刘再复教授，以及会议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各位秘书。感谢各位远道而来出席这个研讨会，尤其是李泽厚先生和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先生，他们两位匆匆赶来，一位在会前跌倒，另一位在路上扭伤了脚，虽都是小伤，我还是感到十分过意不去，希望两位尽快痊愈。
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以前在大陆召开过几次，但我都没有参加。前年我故乡海宁开了一次“海宁金学研究会成立会”，冯其庸先生、严家炎先生去参加了。去年，杭州大学的学者们也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提出的论文内容很丰富。今年春天，云南省大理州举行研讨会，严家炎教授、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先生、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先生（他是金庸小说爱好者，自称“令狐大侠”）、陈墨先生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我只在开幕式中对参加者表示感谢之后就离开了。我之所以不敢参加，是因为这些会议的题目都叫作“金学研讨会”，题目太漂亮，我不敢接受。北京的刘梦溪先生曾写了篇文章说，只有《红楼梦》研究可称“红学”，其他的都不宜称“学”。李白、杜甫的诗篇不够伟大吗？但我们从来没有“李学”“杜学”。我很同意他的意见。这一类讨论会，最早提出的是刘再复先生，那时他在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在一九八八年写信给我，准备由他们研究所召开一次研讨会。我失礼得很，没有积极支持。只因为我觉得我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我自己目前还在用功读书，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不敢让真正的专家学者们来研究我的作品。
香港与台湾出版我小说的出版公司，前几年计划出一本丛刊，刊登讨论我小说的文字，想叫作“金学研究”。我建议改名《金庸茶馆》，大家在其中闲谈，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金庸茶馆》在台湾与香港都已上了internet，读者们在网上闲谈，《中国时报》的副刊每星期刊载一次。《金庸茶馆》是中性的，大概不会惹人反感。台北有人组织了个读书会，叫“纸醉金迷会”。台北金石堂书店中有人发起组织一个读者会，到香港来旅行，并到我家来访问，戏称其名为“拜金团”，那是有点自嘲和开玩笑了，大家嘻嘻哈哈，因此我不感到尴尬，还请他们吃了饭。这次开会之前，刘再复教授把确定的题目“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告诉我，这个题目我能接受。“金庸小说”四个字，符合实际，中性，我写的确实是小说，不是诗。再复兄还给我一份与会者的名单，我看到有这么多的教授、作家、博士、博士候选人参加，心就动了。这不是因为给了我面子，而是觉得这么多学者一定能给我指教，我不应失掉这个机会。
我的作品正进行第三次修改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我的作品正在进行第三次的修改。全部作品都准备出线装本，但要在修改之后才出版。现在我已改定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正在修改中，在第三次修改中，我能听听大家的指教，特别难得。例如，我在这次会上听到华东师大李劼先生的发言，就很受启发，对修改《越女剑》一篇短篇就很有帮助。李劼先生说，在吴越之争中，吴国是文化很高的文明之国，而越国则是文化很低的野蛮之国。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使用了许多野蛮卑鄙的手段，勾践实际上是个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取得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是条规律。我日后修改《越女剑》将会吸收李劼先生的意见，不过，不可能重写太多。这个例子说明，我在这个会上真的得到具体的教益。
刚才我听到加拿大坚尼小姐、英国虹影小姐的发言，也受到教益。坚尼说，李陀先生把人分成聪明人和不聪明人两大种。我以为，这种分类重视先天的资质，不重视后天好人坏人的道德判断，也不重视学问高低。好人坏人很难分，用聪明与不聪明来分就容易得多。听说今天来开会的田晓菲小姐，六岁就开始读小说，八岁多发表新诗，十四岁进北京大学，相继获学士、硕士学位，二十岁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今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刚才初见，旁人还没介绍，我问她：“你贵姓？”她笑笑说：“姓田。田伯光的田。”一句话就显得聪明至极。李陀先生自己，显然也是很聪明的，刚才我向他请教，请他指出我小说的缺点，他说：“有几部小说结构不好。”我一听就明白了，而且十分同意。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turnofties（《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泊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地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说，与十九世纪的西洋小说不同。”但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几部，结构确有重大缺陷，现在要改也改不来了。
赞美女性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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