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明报月刊》
潘耀明
我是一九九一年进入《明报月刊》的。当初这一步踏进《明报月刊》的门槛，就跨越了两个世纪。究其实，我在《明报月刊》统共十七年，那是处于上一个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的交替时期，也是平面出版开始受到网络文化冲击的艰难之秋。
过去不少传媒朋友问我，是怎么进入《明报月刊》的，我说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这是实话。
二十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在此之前除了应王世瑜兄的邀请，在《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偌大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办公室内。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
大抵过了半刻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递了一份刚书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接到聘书后，我很激动，也很冲动，只浏览了聘书内容，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当时我还是某出版社的编辑部主管和董事，我还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辞呈。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这也许与我之前在纽约大学（nyu）念的出版管理学和杂志学有关。直到两年之后《明报》上市，《明报月刊》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市场的冲击，我才幡然醒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说话不多，依稀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当我征询，除了之前他在《明报月刊·发刊词》揭示的“独立、自由、宽容”办刊精神外，他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更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至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资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使《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
查先生在香港一九九七年回归前，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卖了明报集团。从经济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罗孚先生的话，《明报》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极大的遗憾。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
查先生卖了《明报》集团，也想过另起炉灶，做一番文化事业。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上连载。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社，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言谈过好几次。每一次谈话，查先生的兴致都很高，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威士忌来，亲自给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我们各握一杯酒，话题敞开了，天南地北，逸兴遄飞。那时的《明报》还是于品海时代，《明报月刊》处于十分尴尬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报月刊》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当时查先生与我签了五年合约，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医院，动了一次心脏接驳大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我当时只带一位秘书过去。查先生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对原来计划也意兴阑珊。
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了《明报》，我在明河社待了一年后，一九九六年重返《明报》，接手明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时间，《明报月刊》的业务陷入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林厥先生和张晓卿先生的特别助理翁昌文先生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报月刊》主编，我一时推搪不了，这样一兼就十多年！
在《明报月刊》五十多年运行的漫漫时间之河，经历了九任主编。第一位主编是查良镛先生，之后担任主编的依次是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从一九九八年起，我第二度接任编务。胡菊人历时达十二年，其次是董桥，也有七年。我在前一时期做了四年，后期做了十八年，合共约二十三年。
一本综合性文化杂志在商业社会可以生存五十年，《明报月刊》是一个异数。记得李欧梵兄在《明报月刊》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中曾撰文，质疑像《明报月刊》这类平面出版物能维持多久，倒是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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