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对待别人，不谋害他人，厌恶不公，对每个人讲诚信，下令时态度温和，永远和真理统一战线，不拿不干净的钱。
第一节宗教概述
就像我们能在无尽的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地方，在不计其数的深渊中，能分辨出哪个深渊更浅一样，虽然有大量的宗教并不正确，可我们却能从中分辨出哪个宗教更能满足社会的利益，哪个宗教虽无法将人们带往美好的来生，却最能让人获得今生的幸福。
因此，我在考察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时，无论它们来自何处，是天上还是人间，我的着眼点都是它们对生活在世间的人有什么益处。
只有以世俗常人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书中的某些东西才是绝对真实的，因为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身份是政治作家，而非神学家。我在思考的时候，没有将它们和更高层级的真理联合起来。
说到真正的宗教，除非毫无公正之心，否则大家一定会明白，我的目的一直都是对宗教利益和政治利益进行整合，而非让宗教利益向政治利益低头。可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有个大前提，就是必须了解它们、掌握它们。
最好的公民法和政治法是人们能够提供，也是人们能够得到的最大恩赐——当然这个并不包括宗教——所以希望人们能够和谐相处的基督教，想让每个民族都得到这样的法律。
第二节培尔先生的悖论
培尔先生宣称，他可以证明做无神论者比做信徒好，换一种说法，就是他相信什么宗教都不信，比错信了某种宗教要好[1245]。他写道：“相比于被人斥责为坏蛋，我宁可人们说没有我这个人。”可是，与其相信某个人真的对人类有什么意义，但不如相信上帝是真的意义重大，所以，这其实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说法。当你坚信上帝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上帝虚无的观点会激发人的反叛思想。宗教的约束力不会时刻有效，如果你因为这样就断定宗教没有约束力，那么公民法呢？你是不是也要说公民法没有约束力？你不能只是用大量篇幅罗列宗教的种种弊端，却对宗教的好处避而不谈，然后以此来反对宗教，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推理方法。当你将世界上的所有公民法、君主体制和共和体制导致的各种问题全都摆出来，你会发现每个问题都让人心惊胆战。只有宗教能够制衡那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所以就算宗教对百姓无用，对君主们也是有用的。用白沫清洗马嚼子怎么会毫无用处呢[1246]？这种制衡就等同于马嚼子。
一个对宗教既爱又怕的帝王，就像一头可以被手和呵斥声安抚下来的温驯乖巧的狮子。一个既厌恶宗教又惧怕宗教的人，就像一只被套上枷锁的会伤人的野兽。一个对宗教毫无信仰的人，就像一头不吃人、不撕咬就无法感受到自由的凶兽。
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来说，究竟是完全不相信宗教好，还是对宗教过于信任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两者之间，哪种危害更小。
人们通过攻讦偶像崇拜的方式来降低无神论的危险性，可是这种攻击有些过度了。古代的人将某些邪恶的神灵摆上祭坛，难道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些邪神？正相反，他们是厌恶邪神的。尚武的斯巴达人修建庙宇拜祭恐惧之神，难道是因为他们希望它在战争中夺走自己的胆量？人们想压制某种罪过、远离某种罪过所祈求的神灵是不一样的。
第三节基督教适用宽仁政体，伊斯兰教适用专制政体
基督教既然有极力主张宽仁慈爱的《福音书》，自然不会支持以专制霸权来决定罪责和肆无忌惮残暴不仁的行为，所以基督教和纯粹的专制主义没有任何相容之处。
受基督教影响的帝王通常比较温和，因为基督教反对一夫多妻，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只在后宫寻欢作乐而不和臣子相交。他们更喜欢修订法律，对于自己的不足，也有更清楚的认知。
伊斯兰教的君王们总是在杀人和被杀之间循环往复，基督教可以提高君主们的胆量，减少君主们的残暴。君主和臣民互为依托，这实在太棒了。基督教貌似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来生的幸福，可是现世的幸福也并未被它遗漏。
地域辽阔的埃塞俄比亚，天气状况非常糟糕，可是因为基督教，专制最终没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另外，在基督教的帮助下，欧洲的风俗和法律还走进了非洲的深处。
埃塞俄比亚有位王子，让自己的属地成了其他臣民了解宽仁与顺服的标本。就在这位王子的属地附近，赛纳尔国的几位王子遭到伊斯兰教徒的软禁；后来国王去世，枢密院另选新王，而这几位王子，则被枢密院派去的人扼死了[1247]。
希腊和罗马的领袖们在这边不停地挑起大屠杀，帖木儿和成吉思汗在那边随心所欲地欺辱亚洲，亡种灭族，捣毁城市。这些领袖的恶行，除非你不去看，否则只要你睁开眼睛就能知道基督教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它是我们能在治国上拥有政治权利、在战争中拥有万民法规定权利的首要功臣，人类的本性完全可以肆意地感激这些权利。
我们中间那些战败者之所以没有失去至关重要的生命、自由、法律、财产，万民法居功至伟，只要他们自己不犯傻，他们的宗教也不会受到迫害。
当年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专制、好战的国家，与它相比，如今的欧洲人民和欧洲的军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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