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的敕书到了督师府，苏天成有些奇怪，朝廷着急征伐后金鞑子的事宜，这是很正常的，不要说朝廷，就连苏天成自身，一直都在思索这个问题了，可皇上没有再次下旨，而是通过兵部发来了敕书，这有些说不通，尽管兵部是可以代表朝廷的，但自己是内阁大臣，地位远在兵部之上，这样做显然不合适。
朱审烜接连写来了好几份的密信了，通过这些密信，苏天成掌握了京城里面的诸多情况，包括皇上的态度，从朱审烜的分析来说，京城的情况不是很好，因为迟迟没有对后金鞑子展开攻击，部分的朝廷官员有着很不好的看法，皇上也更加的猜忌了。
明末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比较的普遍，形成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说朝廷想到了很多的办法，但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北方遭遇多年的战火，卫所军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加之江宁营的崛起，难以有哪个地方的将领能够拥兵自重了，这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但南方就不一样了。
从苏天成知道的情况来说，南方的情况已经有些复杂了，各种人物都开始粉墨登场。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很有趣的，大概是朱由检不想江宁营一家独大，所以开始在南方扶持各种力量，想不到因为江宁营的节节胜利，南方普遍都比较稳定了，军队的发展也开始进入到正常的轨道，几年时间过去，逐渐壮大了，军士多了，至于说战斗力。还是未知数，没有实战的演练，谁也说不清楚。
南方力量的壮大，隐含的深意，就是要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的。
活动在南方的，主要还是五方面的势力。首先是南直隶的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史可法统领南京京营，南京京营的总兵力，接近五万人，南京京营的待遇是不错的，主要还是得益于市舶司的支持，通过苏天成的努力，位于南京的市舶司，已经是大明朝廷主要的税赋地点之一了。驻扎在南京的京营，自然能够得到一些收益，维持京营的运转。
其次就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了，凤阳作为陪都，是朱元璋的诞生地，地位非同一般，驻扎凤阳的军队，总人数也超过三万人了。这些军士的待遇，一样是得到了保证的。作为大明的龙兴之地，没有谁敢于克扣凤阳驻军的军饷。
接下来就是驻守在武昌的左良玉了，左良玉到武昌的时间不长，以前一直都是驻扎在江西的，左良玉和贺人龙有些渊源，两人曾经在一起效力。后来贺人龙调到了江宁营，成为了江宁营的卫指挥使，左良玉曾经也谋生了这样的想法，可惜随着时局的发展，左良玉最终没有能够进入江宁营。而是被朝廷提拔为总兵，驻守在武昌府，左良玉手下拥有的军士，据说是最多的，超过二十万人了。
刘泽清驻扎在浙江，浙江曾经是戚家军扬名立万的地方，地理位置也是很重要的，加之靠近富庶的南直隶，和左良玉一样，刘泽清也被朝廷任命为总兵，首先统领的军士，据说超过了十万人。
最后就是驻扎在江西庐州的黄得功了，黄得功是在左良玉驻守武昌之后，进驻庐州的，身份同样是总兵，据传统领的军士，超过五万人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才能够形成如今的局面，苏天成曾经在陕西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卫所军队，重点加强了地反上的治安力量，通过扩充巡检司的力量，来维护地方上的治安，不设立军队，这种改革的措施，初期是遭遇各地反对的，但经过改革之后的陕西，减轻了负担，发展的速度很快，故而苏天成这种改革的措施，也就没有谁议论了，有几次，朱由检甚至在早朝的时候，说到了这方面的事情，认为卫所军队的制度，的确要进行改革了。
遗憾的是，这样的改革，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推行下去，但变通的改革措施却出现了，这种变通形式的改革，促使了地方上面拥兵自重情况的出现，譬如说左良玉等人，身为总兵，本来是应该要单独统领军队，不干预卫所军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手里是没有多少军队的，除非是出现了重大的战事，他们才能够临时招募军士，可他们的做法不一样，他们到了地方之后，插手卫所军队的事宜，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整合卫所军队，抽调卫所军士到军营，壮大军队的力量。
这种做法，刚开始也遭遇到反对，特别是各地的卫指挥使，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朝廷最终默许了这样的做法，这也是因为江宁营的成功，让朱由检和朝廷的大臣，认为分散的卫所军队制度，难以培养出来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集合方方面面的力量，才能够培养出来有战斗力的军队。
通过这样的变革措施，驻扎在浙江、武昌和庐州的军队，迅速壮大起来，继而影响到了南直隶和凤阳，整个的南方，军队的分布情况，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卫所军队名存实亡，精干的军士悉数被抽调到军队之中去了。
苏天成也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认为出现这样的变化，是有利的，颇似几百年之后的大军区模式，地方上不需要驻扎那么多的军队，更不能分散驻扎，没有多少的战斗力，但南方出现这样的变化，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譬如说卫所占据的耕地，没有能够收回来，土地兼并的情况，更加的严重，军队集中之后，朝廷是不可能完全供养起来的，有限的军饷，不可能满足军队扩充的要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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