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这一概念，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一直存在。而其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最早见于《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
先秦时代，可把人系统地分为两大类：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除当权者外又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组成，其中农工商为生产者，士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为支配者。
正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称得上士，因此那些士及自诩为士的人总有一种较之生产者和奴隶们的一种优越感，即士道精神。这种精神，类似于西方的骑士精神，东洋之武士道精神。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因此各人所理解的士道精神也不同。然而所有人所谓的士道精神都有一个特征，不受一切类似宗教性质的蛊惑，以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中心观。
举个简单的例子，军队中武将和间谍就有各自所谓的士道精神。武将们普遍认为打仗就应该明刀实枪、沙场对阵之类堂堂正正地进行。而诸如荣誉、仁慈、军礼等对间谍来讲都视若无睹，因为他们的信念只有一个，胜利。然而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忠诚于自己所信任的人。
刺客方面的士道精神，无论为知己还是为名，在东周乱世中，所载与失传的例子数不胜数。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如豫让和专诸。也有以名为信念的，最典型的例子，要离刺庆忌。要离为骗取庆忌的信任而杀妻诛子、断臂立雪，称皆拜阖闾所赐。为吴国安定而舍家为公是虚，名欲熏心方是其丧失理智之根源。
后来，苏秦遇刺。一六国共相竟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刺杀了，如此极大地增加了刺客们的信心。刺杀，一种迅捷解决问题的方式，于私可复仇报恩、名垂青史，于公可防患未然、擒贼擒王。因此，“以吾之血，撼摇乾坤”几乎成了先秦刺客们的信条。
刺客们终保持着这种信念，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不行的。人类虽无爪牙之利却仍能凌驾众生之上，不是因为那两只创造一切的双手，而是因为拥有智慧的头脑。然而，如别的动物那样，人类也逃不过情感的束缚。因为有情感，潜能便会被抑制，如《孙子兵法?九变篇》中所讲“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在刺杀过程中，若是因情感纠葛而踟蹰哪怕一刹那，多年辛劳往往付诸东流！因此，必须绝七情，灭六欲，六根归于清净，方可心无旁骛地执行任务。不仅如此，不能如正常人那样生活，白天为避人耳目而掩面过市，夜里衣黑潜行，生死悬乎一线。一切的一切，皆是为了心中的信念、心中所向往的士道精神，并以此为荣。而能始终贯彻如一地执行，没有坚毅的信念是不行的。
刺客这类人，无论为知己还是为名，都有自己所谓的士道精神，非宗教性质的因素，乃强烈的自我意识所致。
“士可杀，不可辱”，舍生忘死之类非士道精神之主旨，同样亦非西方之骑士道、东洋武士道所谓，无论死与不死，皆要有所担当。
《权力的游戏》中的詹姆?兰尼斯特可谓是骑士中的骑士。他无视众人非但没感激他杀了暴君且赋予他“弑君者”这个恶名，或许用善良、仁慈等言辞来修饰他只会让他恶心。就像他父亲泰温讲的“狮子岂会考虑绵羊的想法”，他始终坚持着自己所谓的骑士精神，如传统武将那样，明刀实枪，堂堂正正地行事。和奈德?史塔克决斗时，他没有在奈德被自己一手下刺伤左腿时顺势补刀，而是怒不可遏地一剑结果了那小兵的性命。后来他战败沦为俘虏，受尽种种屈辱乃至右腕被斩，别说是他这样一个重视名誉的人，哪怕是一个普通人都会因不甘屈辱而寻短见。自杀，一种在遭受极大挫折或面临重大困难时最简捷痛快的处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讲，亦是一种逃避。詹姆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忍气吞声地活着，因为他若就这么撒手去了，家族怎么办？老父亲泰温虽是古今罕见的伟大政治家；弟弟提利昂虽是奇才，却天生是一侏儒，难以凝聚人心。因此，他不能死，是那种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屈辱地活下去。正是因为有这种担当，他才配称得上是骑士中的骑士。
当然，有所担当也包括舍生取义的，关键在于死得其所。16世纪末的日本战国时期的清水宗治，为尽其忠义而切腹自尽。他被羽柴秀吉所部的织田军利用高松城地势低洼的特点而引来河水淹城，于是，一面派死士潜出城向毛利本家求援，一面率军民誓死抵抗。行将粮绝之际，本家的援兵却迟迟不见，无奈之下，清水提出以赦免全城军民为条件，献出城池并自己切腹。于是，清水留下一首辞世诗“浮世一生，今终越度，武士之名，永留高松之苔”后划小舟出城门，毅然在众人面前切腹自尽，两阵观者莫不落泪。于忠，他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失守城池而谢罪；于义，他身为父母官，以自己的死来救得全城军民。清水的这种担当，作为武士，可谓问心无愧、了无遗憾了！
小说中的甘龙亦如清水宗治那样，为了自己所谓的士道而舍生就义。读了《商君书》后充分意识到了新法对秦的祸害，瞬间从党派、家族利益上升到国家乃至天下。虽知惠文公持新法之意已坚若磐石，仍决定以死进谏，贯彻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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