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将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写者之一的那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嘘，但同时也爱生活。……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贪婪的爱着人生。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站在进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觉到解放的力量。……
“聂维洛夫的小说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愿从军的红军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聂维洛夫所写许多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他遇见春天的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鹤，流过洼地的小溪，就开心起来。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这是因为要活的缘故；因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缘故；因为单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缘故；因为他记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夫，货车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马一般地殴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觉，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缘故。”
玛拉式庚（shkin）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贫农。他自己说，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读《圣经》和《使徒行传》等类的书：
他偷读一些“世俗的书”，父亲就要打他的。不过他八岁时，就见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见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
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马，耕田，割草，……
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铺子里当学徒，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偷着功夫看书，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顽皮”。
一九○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见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小组。一九○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饭店，叫做“波浪”的，那饭店里有四十个宪兵驻扎着：很打了一阵，所以他就受了伤。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一直到现在。从一九○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员，当木料厂里的工头。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线”上经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他一直喜欢读书，自己很勤恳的学习，收集了许多少见的书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创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出版了）。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满意，尤其因为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时常觉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转动着伟大的时代，我的同阶级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着的，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现在却已经在建设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语，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级，干脆的说：——我们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谁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暂时没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
（玛拉式庚自传）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属于“锻冶厂”的，后即脱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经过的小说，曰《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评。有的说，他所描写的是真实，足见现代青年的堕落；有的说，革命青年中并无这样的现象，所以作者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论者，以为这些现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测验，那结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绝对多数，都是愿意继续的共同生活，“永续的恋爱关系”的。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说了许多不满的话。
但这本书，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译本，名为《右侧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译本中译出，并非关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过描写列宁的几处，是仿佛妙手的速写画一样，颇有神采的。还有一个不大会说俄国话的男人，大约就是史太林了，因为他原是生于乔具亚（georgia）——也即《铁流》里所说起的克鲁怎的。
绥拉菲摩维支（a．h）的真姓是bō_bō夫（ale－kh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铁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靖华所译的《铁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传，为省纸墨汁，这里不多说罢。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从《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译出来的，都还是十月革命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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