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情况就不说，山崩地陷的生死危局，圣人带着我们趟过来了，就说今年吧。”
“今年我们不仅彻底的把鞑子赶过长江，尽恢复江南之地，而且我们还夺取了淮南，攻占了半个山东，又新取了半个辽东，”
“御营现在更是拥有本部水马步二十一镇十二万余战兵，又扩建了陕甘行营、川贵行营以及湖广行营、福建行营，四行营三万余战兵。
此外我们还有京营三镇，各地省营也都在陆续完成整编之中”
“当然今年仗也没停过，这边三军北伐，直入淮南、山东、辽东，另外福建岭南兵跨海征台湾打围荷兰人，广西、川贵发兵在征讨云南土司叛乱，湖南江西在对抗湖广河南清军。
四川兵马也在阻清军入川”
“鞑子搞迁海令、弃淮令，甚至如今还证实他们为了阻止山东举义，还扒了黄河，使黄河改道，赞成三省十府四十七州县遭受大水灾，灾后导致了严重的中原大饥。
但就算局势如此，我们不仅撑住了，还在圣人的庇护下，稳中求胜，绝地反击，今年以来，我们不仅安定了南方，稳定了东南，稳定了西南，甚至还赈济接收了大量中原难民。
中原和南方，现在是冰火两重天，在鞑子控制的地区，民不聊生，饥荒疫病肆虐，人命如草芥，到处都是饿死病死被战争和饥荒杀死的百姓。
但在我们大明光复的地区，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尤其是在东南地区，更是基本上没有，粮价虽然还偏高，但整体是得到控制的，”
阮大铖的这番开场，仍然有些过于奉承，但说的却也大部份是事实。
朝廷为了不饿死人，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花费了海量的钱财粮食甚至人力物力，这也是有些官员认为不应当为了追求不饿死人，就这样花钱。特别是如今的这些钱，其实大多都是从士绅地主，从商人富人们手里榨出来的。
局势渐稳，好些人就又开始试图回到嘉靖万历甚至是天启崇祯时的税制了，甚至最好是士绅完全优免最好，现在士绅富人交了太多的税，然后这钱却大量补贴给那些穷老百姓，甚至是乞丐流民等，这引起他们的不满。
源起于浙东的税赋改革，现在不仅在浙江推行的非常好，而且战后的江南也基本上推行开了，甚至如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也在朝廷对郑氏、丁魁楚等这些地方山头进行了打压、调整后，也开始打开了路子，也正逐步深入。
连湖南、四川、贵州，甚至是现在的山东、辽东等新控制区，也一样在全面推行这些新税赋法。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工商税、关税、厘捐、盐茶酒烟专卖等，新政在深入各地，而这些改革，都是以御营、省营等朝廷控制的新军为保证的。
前后税赋收入差距是天壤之别，就如先前浙江的茶税几乎已经等于没有了，但在新税法下，茶叶是专税，仅浙江今年的茶税，还只有半年多，就已经收了二十多万两了，这还没算上出口海外的茶叶关税呢。
同样的还有盐，浙江、福建、广东都有盐场，盐产量也很高，但以往盐税却不多，大量盐税偷逃了，朱以海改了以前的盐区盐法，民制官收商运商贩，放开限制，加强缉私，盐税却立马提高了好几倍。
更别说过去工商税啊、关税啊，甚至是契税这些也在税赋中占不到什么比重，税收全靠田赋丁银，而这些又主要压在普通穷百姓头上。
现在调整过后，普通百姓，尤其是无地的穷人，其实负担减轻了极多，各地还在搞减租减息，以保障佃户。地主、商人们的税倒是征上来了，但也是有据可依，税率负担在合理范围内。
所以现在税收入是过去的十倍不止，但问题是却没有以前那种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情况出现。
以前盯着一只瘦羊死命的薅，其它一群肥羊却不动，现在则是肥的羊就多薅点，瘦的就尽量少薅，这样寒风来临，羊身上也仍有足够多的毛御寒。
当然，之前内忧外患，比如浙江，鞑子南下，兵临城下，甚至许多官吏士绅望风归降，鞑子剃发，征税甚至纳捐等，然后各地义军四起，贼匪也横生，一片动荡，连奴仆都趁机联合起来杀了地主们造反。
这种情况下，朱以海起兵，带着兵对打下来的府县说要摊丁入亩，要征工商税，以设卡抽厘，要士绅一体纳粮，士绅们是愿意的，因为朱以海保障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掏一点钱粮，其实比动荡时还出的少。
不掏，可能会硬抢，也有可能朱以海离开后，鞑子或贼匪又杀过来抄家抢劫，大家也希望拥着朱以海中兴大明，继续保障他们士绅或官身地位，以及他们的财产等。
形势所迫嘛。
可现在形势越来越好，鞑子已经彻底的被赶走了，赶过了长江，甚至可能要赶回关外，那么大家就开始不太愿意继续这样交银子交粮了。
凭什么一个臭当兵的，一个月能拿四五两银子？
以前关宁军，也没这么好待遇啊。
一个营官，管着五百兵，居然一个月五十两饷，还有一百五十两公使银？
以前一个县官一年也才几十两银子啊！
这种声音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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